宝爷第一次知道钱能压垮人，是七岁那年。
那天他蹲在自家洋房的雕花铁门外，看哥哥背着帆布包走出弄堂。
哥哥穿着借来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攥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母亲偷偷塞给他的钱。
“等我回来，就给你买英国的巧克力。”
哥哥拍着他的头，声音里的兴奋像刚开瓶的汽水，冒着泡往外涌。
后来母亲抱着他，站在码头哭了三天。
哥哥坐船去了香港，一直也没回来。
只说是忙，忙着做生意，但做什么生意，生活方面是什么情况，却是只字不提。
但街坊邻居的议论像种子落进了宝爷心里。
“还是有钱好啊，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听说他哥带了不少钱走。”
他摸着哥哥留下的那双旧皮鞋，鞋面上的折痕里还卡着点泥，忽然就懂了，钱是能让人长出翅膀的东西。
十五岁那年，他在静安寺的电影院门口遇见了那个女孩。
她穿着蓝布旗袍，辫子上系着红绸带，笑起来的时候，酒窝里像盛着当时最时兴的橘子汽水。
宝爷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她买了话梅糖，看她含着糖，含糊不清地说：“我以后要去香港。”
“香港有什么好？”
他问。
“那里的霓虹灯，晚上比白天还亮。”
她舔了舔嘴唇上的糖渍。
“我要在那里住带电梯的房子。”
一年后，她真的走了。
宝爷去码头送她，看她背着帆布包，跟当年哥哥的样子重合在一起。
“等我站稳了，就给你寄明信片。”
她说得轻快，船鸣笛的时候，她甚至没回头。
后来听说，她在香港洗盘子，住鸽子笼一样的房子，但有人问起，她总是说：“总比在老家强。”
再见到她，是十年后。
宝爷在香港谈生意，下榻的酒店里，一个穿着服务生制服的女人端着托盘走过，鬓角有了白发，眼角的细纹里藏着疲惫。
她没认出他，他也没打招呼。
那天晚上，他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看着下面流光溢彩的街道，忽然觉得嘴里发苦。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动过心。
他成了黄河路有名的宝爷。
穿定制的西装，戴进口的手表，说话时总带着三分笑意，对谁都温和有礼。
女人们喜欢围在他身边，有的是为了他的钱，有的是为了他的人脉，也有的，是真的被他那副优雅的样子迷了眼。
他从不拒绝，却也从不上心。
送礼物，赴约会，说情话，样样都做得妥帖，却像在演一场早就排练好的戏。
马铃子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她在黄河路开了家东京料理店，门面不大，却收拾得雅致。
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围着他转，只是每次他带朋友去，她都会亲自下厨，端上一壶温热的清酒，和茶泡饭，说上一句：“慢用。”
宝爷知道她在虚开菜价。
一份刺身拼盘，别家卖八十，她这里能开到一百五。
朋友们笑他被当冤大头，他却只是笑笑，照单全付。
他喜欢看马铃子算完账后，眼里闪过的那点狡黠，像只偷到了腥的猫。
他觉得这样挺好，各取所需，谁也不欠谁。
直到丝光棉的事爆发。
马铃子第一次在批发市场看到那些堆成山的丝光棉时，心里像被猫爪挠了一下。
摊主说这是厂里的尾货，十块钱一件，比宝爷给她的拿货价低了近一半。
她摸了摸面料，和宝爷的货材料几乎没区别。
“这批货我全要了。”
她咬了咬牙，把准备的积蓄取了出来。
回到店里，她连夜让伙计把衣服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价签上写着“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