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春节来得早，一月二十五就是除夕。
一月十九，离年三十还有六天，李耀辉和陆娇娇搬进了省人民医院附近的一个自来水厂家属社区。房子在二楼，离医院三站地，走路二十五分钟，骑自行车快的话七分钟就到。两室一厅，月租八百。建设小区那个房子当然最好，但对于他来说，还是太贵了。
搬家这件事，说起来轻描淡写。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最近有多累。心理和身体双重的累，像两扇磨盘，一上一下地碾着他。
他已经接受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跟陆娇娇之间，有什么东西变了。只要是不在工作中——哪怕是刚从手术台下来——脑子里只要有一点空隙，那些事就涌上来：堕胎、法庭上那个面目全非的怪物、不能生育的妻子、和她那段荒唐的青春，监狱里的老丈人、广州福利院那个一岁多的孩子、还有锦苑那套像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的房子。这一切像走马灯似的在他脑子里循环打转，转得他头疼。
他痛苦地意识到，很难再回到过去那种甜蜜了。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两个人牵着手往前走，前方有一棵漂亮的大树，树上结着小小的果子，远远的，能看见那果子一天天长大，由青变黄，等两人走到树下的时候，它刚好红彤彤地熟透了，就等着你们伸手去摘。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没有了。
路还是那条路，两个人还是这两个人。但牵着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两个人之间隔了一米的距离。原来的轻快脚步不见了，只是沉默地往前走。前方的果树消失了，天色暗下来，阴沉沉的。只剩下一条路，伸进迷雾里。就这么坚持着，一步一步，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那棵树，已经没有了。
他的脑子里常常被一些字眼占据：背叛、忘恩负义、活该、惩罚、报应、罪有应得、放弃、再次报应、循环报应。。。。这些词像碎玻璃一样在他脑子里哗啦作响，每转一次就割出新的伤口。
妻子在他眼中的样子也变了。以前那个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着湖南卫视笑得前仰后合的傻大妞消失了。现在的她惊恐不安，像一只随时会被踩到尾巴的猫。他能感觉到她在努力地“装正常”，而自己只能不说话或少说话，怕哪句话刺激到她；也小心翼翼地控制情绪，怕自己哪天绷不住说出“关于广州小孩儿”的秘密。
房间里出现了大片的沉默。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像两块飘的越来越远的海洋上的冰面。
他脑子里再也没有夫妻之间的那件事了。那件事对他来说本来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发泄，一个是繁衍子嗣。现在这两个功能都没了——他不需要发泄，每天在医院累得半死，回到家倒头就能睡；繁衍子嗣更不用提了，陆娇娇不能生。
剩下的，只有面上的相敬如宾。
这种痛苦是致命的。它不吵不闹，不摔东西不骂人，就是无声无息地把他摁在那里，一点一点地耗。
但李耀辉心里还有一种信念：无论如何，做人不能落井下石。不管走到哪一步，也得是别人对不起我，我不能对不起别人。这种念头像一根细细的绳子，拽着他往下走。他靠这根绳子强撑着一切，实际上内心和身体早就只剩下“承受”两个字了。
忙完搬家，快过年了。
一到过年，他心里就七上八下的，像一条湿毛巾被人拧来拧去，滴滴答答地淌着不痛快的水。他想不明白，回故乡这件事怎么就这么艰难、这么让人纠结呢？出事这么些天，母亲竟然没有打来一个电话问一问。他猜家里人是知道消息了。
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还求着娇娇回去跟他一起走亲戚、撑门面。那时候他们住在天台上那套房子里，日子过得像模像样。现在那套房子已经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像亭台楼阁一样，说消失就消失了。他觉得很遗憾——母亲连那房子的样子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