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逐渐演变成一种紧紧捆绑住人类灵魂自由翱翔的沉重枷锁。
那位排场中的子弟，纵使揖让周旋无一不合手册，却因缺乏那份源自真才实学与内在热情的“飞扬”之气，便如木偶演剧，纵衣冠华丽，终难动人；那位御席上的主宾，虽坐姿端正，言辞谨慎，却因毫无“蕴藉”之趣，缺乏真诚的交流与智慧的闪光，便使满座如对偶像，气氛沉闷如死水。
这种拘泥于形式的弊端，其实质源于人们错误地把理解成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规矩和表面功夫，却忽视了它所蕴含的深层次精神内涵以及情感根源。在魏晋时代，社会风气普遍崇尚放纵不羁，甚至出现了像礼教难道是专门给我们这些人制定的吗？这样愤怒的言辞。
他们所抗争的对象，就是自汉朝开始就变得越来越死板教条、背离人性本质的儒家名分教义和道德准则。那个时候的人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嵇康即将被处死刑时还向刽子手讨要一把古琴来弹奏一曲《广陵散》那样，能够超脱肉体束缚去展现真实的性情；又如同王子猷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兴致勃勃地乘船前去拜访好友戴安道，但到了门前却没有进去而是转身返回，并说自己只是趁着一时兴起而来，现在兴趣已经没了所以就回去吧——这般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才算是真正的洒脱自在。
虽然他们的行为举止或许有些过于极端，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恰恰是对生命原本面貌的热切渴望，也是对于那种如同泥雕木塑般毫无生气的人格形象的极度厌恶。如果所谓的礼节只剩下空洞的躯壳而失去了灵魂，那么人类将会在持续不断的自我审视和机械性的盲目效仿之中，一点一点地磨灭掉自身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最终成为礼仪制度下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这无疑是礼文化发展到极致后产生的最大扭曲变形和无尽哀伤。
然而，怎样才能够在规矩方圆之中，重新获得如同鸢鸟翱翔、鱼儿跳跃一般自由自在的机会呢？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涵养内在，并将它发挥到外在。真正的高雅风度和卓越气质，源自于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充实富足以及处事时的沉着冷静、泰然自若。
遥想当年，苏轼曾经与客人一同乘船游览于赤壁之下，主人与宾客之间相互敬酒吟诗，他们的言辞举止，又何曾不符合朋友交往应有的礼仪规范呢？但是就在这些言谈话语当中，却蕴含着对天地宇宙和人生百态的深沉感慨，还有那超脱尘世之外的深邃哲理思考，更有着如清风明月这般美妙绝伦的审美感受。
也正因如此，苏轼才能做到既豪放洒脱又不越矩，既含蓄内敛又饱含深情厚意。之所以会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只因为苏东坡胸中藏有万卷诗书，拥有豁达开朗的胸怀气度，还具备一支笔下生花的神来之笔，所以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些礼节形式，自然而然地便被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和耀眼的光芒。
今之世，礼仪规范或与古不同，然“形神之辨”的哲理依然鲜活。无论是社交场合的进退，还是职业领域的言行，我们皆需警惕，莫让外在的规则与期待，完全吞噬了内在的真实感受与创造活力。真正的教养，是发乎内心的尊重与善意，形诸于合度的举止；真正的魅力，是学识与智慧的自然流露，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从容自信。
愿吾辈修养，能如良玉，既经雕琢而成器，复含温润以生辉；于规矩中见洒脱，于框架内显精神。如此，方能在人生的各种“排场”与“御席”上，既不失矩矱，更能展现独具风采、真实而活泼的自我，成就一种“有举止”亦“有飞扬”，“务廉隅”更“富蕴藉”的完满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