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变了一点——不是真的变了，是心理作用，开了的话筒和关着的话筒是不一样的，开着的活过来了，有了生命。
她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从鼻子进去，经过喉咙，经过气管，一直沉到肺的最底部，把那些平时用不到的肺泡也撑开了。她的胸腔膨胀起来，旗袍的领口微微绷紧，珍珠项链随着锁骨的抬升而向上移了一点。鼻尖还酸着，那种酸从鼻梁根部蔓延开来，像是一只手在捏着她的鼻子，让呼吸变得不那么顺畅。眼睛湿漉漉的，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水光，看东西的时候像是隔了一层雾，齐砚舟的脸在那层雾后面，轮廓变得柔和了一些，像是被水彩晕开的线条。
可她知道自己得说点什么。不是为了宾客——宾客不多，加起来不到四十个人，此刻都安静地坐在红毯两侧的竹编椅子上，有人手里还端着没喝完的豆浆，有人膝盖上放着包，有人抱着孩子，孩子的头靠在大人肩膀上，已经睡着了。不是为了仪式——仪式有流程，有环节，有司仪把控节奏，她不说也可以，司仪会替她说，会替她圆场，会替她把该说的话用最妥帖的方式说出来。不是为这些，是为他。他刚才说了那么多，把她放在心里最深处的话都翻了出来，摊在阳光底下，摊在所有人面前。她得还他一句。一句就好。不用多，不用长，不用漂亮，只要是真的就行。
她张了张嘴，声音卡在喉咙里，只发出一点气音。那声音很小，像是有人在她喉咙深处轻轻叹了一口气，气流从声带之间穿过，没有震动声带，所以没有音调，只有气息。话筒把那个气音放大了，从音响里传出来，是一声很轻的、沙沙的、像是风吹过麦田的声音。
台下没人出声。前排几个熟客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本来是在录像的，这时候悄悄把手机摄像头的方向转了一下，从对着舞台变成了对着舞台中央。他们本能地感觉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比他们预想的更重要，更需要被记录下来。不是那种需要剪辑和配乐的“重要”，是那种几十年后翻出来看还会心头一热的“重要”。
她眨了眨眼，把那层水光压下去一点。眨眼的时候，上下睫毛碰在一起，把眼球表面的泪液均匀地涂抹开，像是一把极小的刷子在给一颗玻璃球上釉。泪意被逼回去一些，眼眶不再那么胀了，视线也变得清晰了一些。她的目光重新落回他脸上，穿过那层薄薄的水雾，落在他的眉眼之间。
视线停在他右眼角那颗泪痣上。那颗痣不大，大概只有针尖大小，颜色是深褐色的，嵌在眼角下方那个微微凹陷的位置，像是有人用最细的毛笔在那里点了一下。她盯着那颗痣看了两秒，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那天——那个画面在这几秒钟里猛地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像是有人在她的脑子里按了一下播放键，画面就从模糊变清晰，从黑白变彩色，从静止变动态。
急诊室走廊。日光灯白得刺眼，墙壁是惨白的，地板是灰绿色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碘伏的味道，混着某种说不清的、属于医院特有的、让人本能地感到不安的气息。她抱着那个过敏的孩子冲进去，孩子的脸肿得她都快认不出来了，嘴唇发紫，呼吸急促得像是在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她站在走廊中间，四处张望，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心脏跳得比怀里的孩子还快。然后她看见了他。他蹲在地上，白大褂的下摆拖在地上，膝盖那里沾了灰，大概是蹲了很久。他在给一个哮喘孩子听肺音，听诊器的耳塞塞在耳朵里，听诊头按在孩子的胸口，眉头皱着，眉心挤出一道浅浅的竖纹。白大褂敞着领口，最上面两颗扣子没系，锁骨处挂着那根听诊器项链，银质的小小吊坠在他低头的时候晃来晃去，在日光灯下闪着细碎的光。他的表情很专注，专注到像是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护士站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家属们焦急的询问声，全都被他屏蔽在外。他就那么安静地看着那个孩子，一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