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下颌的肌肉绷紧了。
“《产权异议通知书》？”他说，声音不高，但语气里有疑惑，有警觉，有一种“这是什么鬼东西”的、被冒犯了的味道。
“早上到的。”她声音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像在念一段与她无关的新闻。但她的手指还在桌面上摩挲着，那个动作出卖了她——她不是不在乎，她是很在乎，在乎到需要用一个小动作来分散注意力，来假装自己很平静。“说是前夫家那处老宅有继承争议，要我在七天内提交抗辩材料，不然就要启动拍卖程序。”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看他，而是落在窗外的某个地方，落在路灯刚刚亮起的那条街上，落在某个她自己也说不清的、模糊的、遥远的点上。
他迅速翻完两页内容。第一页是通知正文，措辞严谨而冰冷，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温度，没有感情，只有法律的、不容置疑的、像铁一样硬的力量。第二页是附件，列了几条法律依据，引用了《继承法》和《物权法》的若干条款，他看不太懂，但他看懂了那个结论——如果不在七天内提交抗辩材料，法院将启动拍卖程序。拍卖。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压在他心上。他看了看落款律所名称和日期——是一家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律师事务所，注册地在隔壁城市，日期是三天前。他又看了看快递单，单号、条形码、寄件人信息，一切都正规的，正规得让人更不安——因为正规意味着是来真的，不是吓唬人，不是试探，是已经启动了的、不可逆的、正在往前走的法律程序。
“这事你早知道？”他问。他把文件放回桌上，但不是随便放的，而是对齐了桌边，和账本的边缘平行，像他整理手术器械一样，一丝不苟。
“不知道。第一次见。”她摇头，那个摇头很慢，很轻，像一个人在拒绝一个自己也不想拒绝的、但不得不拒绝的请求。“快递单上写的是‘重要法律文书’，我没敢扔。”她说。她没敢扔——这四个字让他心里疼了一下。她是一个见过风浪的人，离婚、开店、一个人撑了七年，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但一份“重要法律文书”就让她“没敢扔”。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太知道“重要”这两个字的重量了。她经历过一次，被文件、被协议、被法律程序折腾得筋疲力尽，她不想再来一次，但她知道，如果它来了，她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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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弟弟呢？他知道吗？”他问。他知道她有一个弟弟，叫岑明远，比她小四岁，在外地工作，不常回来。他没见过他，只听过她偶尔提起，语气里有那种“我弟弟不懂事但我还是心疼他”的复杂的、矛盾的、说不清的感情。
她顿了一下，手指蜷了蜷。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蜷起来，像一个慢慢合拢的贝壳，然后又松开，又蜷起来，反复了两三次。“我还没联系他。”她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低到像在跟自己说——我还没联系他，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又在给他添麻烦，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够乱了，我不想再把自己的烂摊子甩给他。
齐砚舟把文件放回桌上，没再追问。他站直了身体，把靠在账台上的重心收回来，双手插进裤兜，看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在灯光下显得很深，像两口不见底的井。他的目光里有坚定，有一种“这件事我来处理”的、不容置疑的、让人安心的力量。他只说：“叫他来一趟吧。这种事，光看一份通知说不清楚，得把前后理一遍。”他说“理一遍”的时候，语气像在说一台手术的方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一步都要清楚，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她看着他。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他是认真的，确认他不是在客套，确认他不是那种“我帮你但你别太当回事”的、半心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