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颜色，真的存在，只是不会死了。账台后那张高脚凳还歪着一角，凳面朝左边倾斜了大概十五度，像是下午谁匆忙起身时撞的，撞了以后没扶，就那么歪着，像一个在等人来把它扶正的、赌气的孩子。
他跟着她往里走，顺手把白大褂从衣帽架上取下来——不，他刚才已经挂上去了，现在又取下来了？不对，他刚才挂在衣帽架上的是从医院穿出来的那件，现在他跟着她往里走的时候，路过衣帽架，顺手把白大褂从衣帽架上取下来，叠了一下，搭在旁边的椅背上。他的动作很自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事实上，这个花店对他来说，已经比他那间空荡荡的宿舍更像家了。这里有她，有花，有风铃，有奶糖，有他改过的账本，有她泡的茶，有两个人一起度过的无数个安静的、不需要说话也觉得充实的黄昏和夜晚。
“妈睡了我才出来的，”他说，走到账台边，靠在台沿上，“刚才护士说她喝了半碗粥，比昨天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昨天她只喝了几口汤，今天能喝半碗粥了，说明消化功能在恢复，说明身体在往好的方向走。他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不仅是告诉她，也是在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变好，不用担心。
“嗯。”她点头，走到账台后坐下。椅子是那张高脚凳，下午被人撞歪了，她坐上去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她坐下以后，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边缘——账台的桌面是木头的，上了清漆，摸上去光滑的，凉凉的，边角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是某次搬花盆时磕的。她的手指在那个缺口上来回蹭了两下，像在摸一个熟悉的、有故事的、只有她才知道存在的痕迹。“今天……挺好的。”她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跟自己确认什么。今天确实挺好的。阳光好，心情好，他母亲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照顾他”，她回握的时候感觉到那只粗糙的、温暖的、布满皱纹的手在她掌心里微微颤了一下。这一切都好得不像真的，好得让她有点害怕——因为根据她的经验，太好的日子后面，往往跟着不太好的日子。这是她的生活教会她的，一次又一次。
两人安静了一会儿。不是那种需要找话题来填补的尴尬的安静，而是那种舒适的、温暖的、像冬天里盖着厚被子一样的安静。窗外车声远去，轮胎碾过柏油路面的声音从清晰变得模糊，从模糊变成一阵嗡嗡的、像远处海浪一样的背景音。只有冰箱运行的嗡鸣在角落响着，持续的、低沉的、像一个在打呼噜的人。他正想开口说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他确实饿了，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一杯咖啡，胃里空得像一个被掏空的箱子——却见她从抽屉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是标准尺寸的，牛皮纸的，上面印着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地址，黑色的宋体字，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封口已经被撕开了，不是用裁纸刀整齐地裁开的，而是用手撕的，撕口参差不齐，像一个被粗暴对待的、受了伤的伤口。信封里露出半张打印文件，a4 纸，白色的，在牛皮纸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她没看他，只是把信递了过来。她的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不情愿但不得不做的事。她的手指捏着信封的边缘，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没有涂指甲油，自然的粉色。她把信封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不是那种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轻微的、像风吹过树叶一样的颤。她不是害怕，她是——她说不上来，也许是累了，也许是烦了，也许是觉得“怎么又来事了”的那种疲惫。
齐砚舟接过，低头扫了一眼。他的目光落在文件的抬头上，那几个黑体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眼睛——《产权异议通知书》。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是那种夸张的、戏剧性的皱，而是那种慢慢的、像一块石头被丢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的皱。眉心那道竖纹又出现了，比平时深，像刀刻的。他的嘴唇抿成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