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前一步，目光灼灼：“今漠北初定，正是一举斩断此患一臂的绝佳时机！若如阁老所言，缓图西域，则噶尔丹残部，或遁入西域，与当地势力合流，死灰复燃；或西域另有枭雄乘虚而起，吞并诸部，复成强敌！届时，我朝在漠北驻军，将腹背受敌，疲于奔命，今日北伐血战所得之安宁，恐将付诸东流！不趁其新败丧胆、诸部离心之机，以得胜之师威临之，更待何时？！”
陈洪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犀利地指出了放任西域不管的潜在巨大危险。他不是空谈情怀，而是摆出了实实在在的历史教训和战略利害。这让许多原本只从“费钱”、“疲兵”角度考虑问题的官员，心中也凛然一惊。
“陈郎中说得是！”另一位年轻气盛的御史出列，他是清流中的激进派，向来主张对四方用武以扬国威，“我朝新军，火器之利，旷古未有。漠北之战，已验其锋！正应挟此雷霆之威，席卷而西，复汉唐之旧疆，开万世之太平！岂可因区区钱粮之虑，而坐失此不世之功业，为后世子孙再留边患？”
“然则钱粮从何而来？将士岂能不休？”户部尚书忍不住再次发声，几乎是痛心疾首，“北伐特别国债尚未偿付，阵亡将士抚恤、立功将士赏赐、归附部落安抚，在在需钱！山西、北直的匠作营已不堪重负！再启西域战端，这钱粮窟窿，拿什么去填？莫非又要加赋于民？江南新政，方见起色，若因此横征暴敛，岂非前功尽弃，逼生内乱？！”
这才是最核心、也最现实的难题。所有宏伟的战略，最后都要落到钱粮二字上。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撑，再精妙的谋划也是空中楼阁。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刘庆身上。这位提出西征的决策者，必须给出一个能让朝廷、至少是让户部、工部勉强接受的解决方案。
刘庆神色依旧平静，仿佛对眼前的激烈争论早已了然于胸。他先对陈洪微微颔首，以示对其见解的赞许，然后转向户部尚书，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却带着一种奇异的、令人信服的力量：
“钱粮之事，本侯已有通盘考量，绝非竭泽而渔，亦非加赋于民。”
他竖起一根手指：“其一，北伐缴获之牲畜、皮毛、部分军械物资，价值何止百万？可就地变卖或折价充公，此为以敌之资，养我之兵，可解西征前期之急。”
第二根手指竖起：“其二，西征之军，规模可控。不必尽起北伐大军。可以吴三凤麾下最精锐、最善战、且自愿西进之部为骨干，辅以甘肃、宁夏边军一部，及新募之士，组成三万左右之西征军。北伐主力余部，可南返休整驻防，如此，对内地粮饷压力大减。”
“其三，”刘庆的第三根手指竖起，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西征之路，亦是通商之路！朝廷可明发诏令，鼓励山西、陕西、乃至江南商贾，组建商队，随军西行，或于大军收复之要地设立商栈。朝廷可许以税收优惠，并提供保护。丝路一通，东西货物其流，所征商税，必为巨额！此项收入，可专门用于西征军费及西域屯戍开支，绰绰有余！此乃以商养兵，以兵护商，循环相济之良法！”
“其四，”刘庆放下手，语气转为深沉，“西域非尽是不毛。天山南北，水草丰美之地甚多，汉唐屯田旧迹犹存。大军所至，可择地屯垦，尤其是利用归附之部众及随军工匠、民夫，兴修水利，种植耐旱作物。所产粮食，首先供应驻军，可大大减轻内地转运之耗。此为就地取食，以藩养藩。”
一番话，条分缕析，从“以敌之资”、“控制规模”、“以商养兵”、“就地取食”四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且具有相当可行性的西征后勤保障体系。虽然其中仍有理想化成分，执行起来必多艰难，但至少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了一条可见的、或许能走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