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给守关的警察塞点什么意思意思——最好是几张卢布，有时一瓶伏特加或二锅头也行——那么，你今天很可能无法继续购物。
甚至，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会频繁地光顾这间小屋。
给钱吧，破财消灾。倒爷们如此想着。
而这笔罚款可不会上交，那是警察的“外务收入”。是他们在这个工资不够吃喝的年代里，养活老婆孩子的额外收入来源。
有趣的是，这种始于勒索与妥协的关系，在日复一日的打交道中，竟逐渐演变，甚至发展出某种颇具人情味、乃至荒诞的合作模式。
某些头脑灵活、路子宽广的倒爷，成为了国营百货公司的供货商。他们早在跨国的火车上，就利用资金、口才和关系，垄断了某几样极其紧俏的商品。火车一到站，就直接联系百货公司的经理，把货通过后门运进去。
这时，那些穿着制服的警察就会变得无比殷勤。
你会看到一个平时威风凛凛的警察，此刻正把警棍别在腰后，扛着一个体积惊人的红白蓝三色编织袋，步履稳健地帮着倒爷把货搬进仓库。
沉重的货袋卸下，警察直起身，用手背抹去额角渗出的细汗。倒爷则会默契地递过去一叠比往常“意思意思”厚实得多的卢布。
警察接过，指尖熟练地捻了捻厚度，脸上往往会绽放出一抹真诚的笑容。
帮倒爷搬货的钱，有时甚至比那个月发的工资还要高。
在这片处于巨大变革阵痛的土地上，在生存的迫切需求面前，许多曾经坚不可摧的概念——诸如法律、秩序、尊严，乃至国界的意义，统统都在金钱面前低下了头颅。
除了百货商店，街头巷尾也到处是倒卖商品的本地人。
有人卖自己地里产的土豆和洋葱；有人私下找上倒爷谈价，然后当二道贩子；还有人则不断兜售过去的生活，直到没有什么可卖为止。
基斯里夫这座古老的城市，对这种街头自发且带有混乱生命力的“繁荣”并不陌生。从历史的长镜头望去，如此景象大规模地涌现，这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一战即将结束时，第二次是十月革命后初期，第三次就是眼下。
每一次伴随着这种畸形繁荣的，都是饥馑、瘟疫、灾荒，或是国家经济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滑向灾难的边缘。
这一次，圣理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托底。
他们可以开设小教堂，发放救济面包，将那些愿意接受信仰、踏实肯干的人组织起来，送进重启的工厂，给他们一个稳定可见的明天。
比起原本的历史，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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