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西，文渊阁旁。
一座新辟的院落，门楣高悬“明史馆”三个鎏金大字。
院内古柏森森，环境清幽，却弥漫着一种异于常的肃杀与压抑。
这里是大明复国后，奉吴宸轩之命，特设的国史编纂重地。
正堂内，烛火通明，堆积如山的故纸堆几乎淹没了几张巨大的书案。
十余名身着青袍的江南士子埋首于书案之间，四下里只有翻阅卷宗与笔尖滑过纸面的沙沙声。
这些人虽在科场上屡试不第，却皆以史才闻名，后经吴宸轩特颁招才令选拔，得以入选明史馆，如今正悉心查阅旧档，编纂文稿。
他们神情专注，却难掩眉宇间的紧张与疲惫。
空气里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偶尔有翻动沉重《明实录》册页的声响，更添几分凝重。
须发皆白、面容清癯的总裁官黄宗羲，端坐于上首主案之后。
这位明末清初的大儒，以气节学问着称于世，此刻却眉头紧锁，眼神复杂地审阅着一份刚刚呈上来的《建州女真传》初稿。
他手中的朱笔悬在半空，久久未能落下。
稿纸上是编纂官钱正乾清秀的字迹，详细记述了建州女真的兴起、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萨尔浒之战等。
行文看似客观，但在描述清军入关后的政策时，却隐约透出一种为“顺应天命”、“缓和矛盾”而行的“不得已”，甚至对某些“归顺”的汉臣如洪承畴、范文程之流早期的“苦衷”略有回护之辞。
“唉…”
黄宗羲心中暗叹一声。
他理解钱正乾想追求史家的“客观”，但在吴宸轩那柄名为“民族大义”的利剑之下，这种“客观”无异于自寻死路。
他眼前闪过三日前，在养心殿偏殿，吴宸轩召见他时的场景。
彼时，吴宸轩背对着他，望着窗外萧瑟的庭院，声音不高，却字字如冰锥刺入黄宗羲的耳膜：
“梨洲先生（黄宗羲号），修史乃千秋之事，亦为当务之急！本帅要一部《明史》，非为粉饰太平，乃为昭彰史鉴，凝聚人心！其中关窍，先生当知。”
他缓缓转身，目光如炬，直刺黄宗羲心底：
“其一，详述！详述自蒙元以降，所有外夷侵我华夏之滔天罪孽！蒙元之暴，满清之虐，尤要笔墨浓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凡有史料可查之屠城惨案，一处不可遗漏！剃发易服之辱，文字狱之酷，圈地投充之害，更要大书特书！要写得字字泣血，令后世子孙读之，切齿痛心，永志不忘！”
“其二，”
吴宸轩的语气陡然转厉，带着森然杀意，“凡书稿之中，敢有为异族暴行开脱，或有‘华夷一体’、‘天命所归’、‘迫不得已’等混淆是非、美化凶顽之辞者——无论执笔者是谁，无论其学问多高、名声多大，一经查出，视同通敌！立斩不赦！绝无姑息！先生为总裁，当为史笔之贞，亦当为众人之鉴！望…好自为之。”
那“立斩不赦”四字，如同重锤，至今仍在黄宗羲心头震荡。
他看了一眼正埋头苦干，尚不知大祸临头的钱正乾，又低头凝视手中那份注定无法过关的稿纸，终于下定了决心。
黄宗羲提起朱笔，饱蘸浓墨，毫不犹豫地向那些隐约回护的字句划去，一道道粗重的墨杠如刀锋般落下。他删去了所有模棱两可的“不得已”、“缓和”之词，在描述清军暴行处，愤然批道：“豺狼之性，何言天命？禽兽之行，焉有苦衷？”
笔锋转至洪承畴名字旁，他挥毫疾书：“背主求荣，万世唾骂！”
墨迹未干，又移至吴三桂名讳处，略一迟疑，落笔凝重地批注道：“开关迎虏，背明负汉，其行可诛。然晚年举义，首倡复明，其功亦彰。史笔如铁，功过两判，方不负大元帅明令不讳不饰之训。”
此前确有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