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更加困惑和怀疑。他用当地语言对着旁边的同事说了句什么，似乎是在询问或抱怨。
苏晴（林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脸上却表现出更加不知所措的惶恐，甚至眼眶都有些发红，仿佛随时会因为语言不通和官员的严厉而哭出来。她嘴里反复用中文念叨着：“我不懂…我就是去看看亲戚…做点小生意…” 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官员听到她语言不通的窘迫。
也许是她的表演起了作用，也许是官员觉得这样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甚至有些愚钝的中年妇女不像是有什么威胁，也许只是不想多事。那个官员盯着她又看了几秒，最终还是重重地在护照上盖了入境章，将护照和那张机票预订单一起塞还给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她通过。
苏晴（林芳）如蒙大赦，连忙点头哈腰地用中文说着“谢谢”，抓起护照和纸条，几乎是逃也似的通过了关卡。直到走出十几米远，混入提取行李的人流中，她才感到后背的衣衫已经完全被冷汗浸透，紧贴在皮肤上，带来一阵冰凉的黏腻感。
第一关，惊险通过。但苏晴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她必须立刻离开机场，找到落脚点，并开始寻找前往加拿大的途径。用“林芳”的身份直接飞往加拿大风险太高，她需要更迂回、更隐蔽的方式。
提取行李（她的行李袋简单，几乎不用等）后，她随着人流走出到达大厅。热浪和喧嚣再次扑面而来。出租车司机、酒店拉客者、兑换货币的黄牛，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和当地语言，热情（或纠缠）地招呼着每一位旅客。苏晴（林芳）低着头，避开所有搭讪，快步走向机场大巴的售票处。这是最经济、也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交通方式。
她用兑换的一点当地货币（在国内用最后的人民币在黑市换的，汇率很差），买了一张前往市中心廉价旅馆聚集区的巴士票。大巴陈旧，没有空调，车内充斥着汗味和各种食物的气味。苏晴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将行李袋紧紧抱在怀里，目光投向窗外飞速倒退的异国街景。
狭窄嘈杂的街道，摩托车如蝗虫般穿梭，两旁是密集的、招牌林立的小店，繁体中文、英文、当地文字混杂在一起。肤色黝黑的当地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笼，头顶货物自如行走；随处可见的金碧辉煌的寺庙与破旧的铁皮屋共存；巨大的跨国公司广告牌下，是蜷缩在路边乞讨的孩童这是一个与她过往生活经验截然不同的、充满活力却也充满巨大落差的世界。新奇感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更深沉的疏离与警觉。在这里，她不仅语言不通，外貌迥异，更是彻底的“外来者”，如同闯入丛林的城市动物，每一步都可能踏入未知的危险。
大巴晃晃悠悠地行驶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在一个看起来嘈杂混乱、布满廉价旅馆招牌的区域停下。苏晴（林芳）下了车，扑面而来的热浪和更加浑浊的空气让她皱了皱眉。她迅速观察四周，选择了一家看起来客人混杂、前台昏暗、招牌上写着中文“平安旅社”的小旅馆。这里住的大多是来自各国的背包客、短期务工者，人员流动性大，管理松散，适合隐匿。
她用生硬的英语加上手势，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低于前台老太婆最初的报价）要了一间不带窗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破风扇的、位于走廊尽头的小房间。房间潮湿闷热，墙壁斑驳，但苏晴不在乎。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暂时栖身、不引人注意的据点。
锁好房门，她立刻开始检查房间。没有隐蔽摄像头（以她的观察力，这种廉价旅馆不太可能有那种“高级”设备），门锁虽然老旧但还算结实。她将唯一的一把椅子抵在门后，又仔细检查了窗户（虽然没窗，但通风口很小）。然后，她才稍稍松了口气，但精神依旧紧绷。
接下来的三天，苏晴（林芳）化身成这座陌生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为生计奔波的底层妇女。她换上了另一套更破旧、更符合当地低收入妇女穿着的碎花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