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江一苇就知道，在这个岛上，所谓的“忠党爱国”不过是屠杀同胞的借口，所谓的“反对地下党复国”不过是维持特权的手段。
他加入军情局，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这是乱世中难得的铁饭碗。他努力工作，不是想升官发财，只是想让老家的母亲和妹妹能够活下去。
直到一年前，他在整理“二二八事件”的封存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名单——那些被秘密处决的“嫌疑分子”中，有他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有他哥哥生前的挚友，有他老家隔壁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杂货铺老板。
他们都死了，死在“忠党爱国”的枪口下。
而他们的罪名，大多只是“思想左倾””、“散布不当言论”。
那天晚上，江一苇在档案室里待到凌晨。他一份份地翻阅那些泛黄的卷宗，看着一张张模糊的照片，读着一行行冰冷的“处决记录”，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裂、重组。
离开档案室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淡水河边，看着对岸灰蒙蒙的观音山，突然想起哥哥临终前对他说的话：
“一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在错误的路上，要有勇气回头。”
可是回头，谈何容易。
他已经在军情局工作了两年，经手过无数机密，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思想动摇”的迹象，魏正宏会第一个把他送进审讯室。
他只能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系统中，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像走钢丝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直到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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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夜接头
那天是1953年9月12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江一苇加班整理完最后一份文件，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是魏正宏从家里打来的：
“一苇，我书房左手边第二个书架的《古文观止》里，夹着一份‘高雄港务稽查报告’，你马上给我送到家里来。现在就要。”
江一苇不敢怠慢，立刻找到那份报告，冒雨赶往魏正宏位于大安区的宅邸。
雨下得很大，豆大的雨点砸在黄包车的油布棚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吉普车溅着水花呼啸而过。江一苇把公文包紧紧抱在怀里，生怕雨水打湿了文件。
到了魏公馆，佣人领他穿过前院。雨中的庭院显得格外阴森，几棵南洋杉在风雨中摇晃，像张牙舞爪的鬼影。主楼灯火通明，隐约能听见留声机播放的《何日君再来》。
魏正宏在书房见他。这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的军情局少将，穿着丝绸睡袍，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看起来心情不错。
“一苇啊，辛苦你了，这么大的雨还跑一趟。”魏正宏接过文件，随手翻了翻，“坐，喝点什么？”
“谢谢处长，不用了。”江一苇恭敬地站着，“您如果没有其他吩咐，我就先回去了。”
“急什么。”魏正宏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坐，正好有件事想问你。”
江一苇只好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端正得像个小学生。
魏正宏啜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也快两年了，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处长对我恩重如山，一苇感激不尽。”江一苇谨慎地回答。
“呵，场面话。”魏正宏笑了笑，但眼神里没有笑意，“我要听实话。你觉得，我这个军情局三处处长，当得称职吗？”
江一苇的后背开始冒汗。他不知道魏正宏到底想听什么，这种问题怎么回答都是错。
“处长处长自然是称职的。三处在您的领导下，破获了多起共谍案，成绩有目共睹。”
“成绩？”魏正宏突然冷笑，“一苇，你经手过那么多案卷，应该比谁都清楚，那些所谓的‘共谍案’，有多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