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官场不成文的规矩，也是地方官在皇帝面前露脸的好机会。
怀州刺史显然深谙此道。他的贺礼队伍浩浩荡荡，抬着用犀角、象牙装饰的奢华工艺品，镶嵌着宝石的屏风，还有据说产自岭南的珍禽异兽皮毛，一路招摇，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怀州的“忠心”与“富庶”。相比之下，元德秀的贺礼寒酸得让人心疼：没有珍宝，没有奇玩，只有他从鲁山本地乐工中挑选的几个人，以及他亲自编写歌词、教授排练的一首乐曲，名叫《于蒍歌》。
元德秀这个人，在当时官场是个异类。他穿粗布衣服，吃糙米饭，俸禄多半接济了县里的孤寡。办公的厅堂简陋得下雨会漏，他却说“正好听雨读书”。士大夫们私下议论他，有笑他迂腐的，但更多是佩服他的清介自守，称他为“元鲁山”（以地望尊称），这名声甚至传到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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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酺庆典上，玄宗兴致颇高。各地贺礼琳琅满目，尤其是怀州的犀象珍宝，在灯烛下熠熠生辉，引来一片啧啧赞叹。玄宗看着，脸上在笑，眼里却没什么温度。轮到鲁山贺仪时，只有几个布衣乐工上前，神情有些紧张，但目光纯净。他们向皇帝行礼后，便连袂而歌。没有华丽的伴奏，只有质朴的嗓音，唱着元德秀编写的歌词，内容大约是反映乡野劳作、祈求风调雨顺、歌颂天子仁德滋养万民。
歌声说不上多么精妙绝伦，却有一股山野间的清新之气，像一阵穿堂风，吹散了殿堂里浓郁的香料和奉承的味道。玄宗听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变得沉静。他忽然指着怀州那堆光彩夺目的贺礼，对左右侍臣，特别是那位刚汇报完漕运大捷、立在班中的裴耀卿说道：“怀州百姓，恐怕深受其苦吧？刺史不忧民，只知媚上！”随即，一道旨意下达：怀州刺史贬为散官，闲置不用。而对元德秀，虽无财物赏赐，却在朝会上特意褒奖，其清名愈加显扬。
一场庆典，两番境遇。裴耀卿的“不献”与元德秀的“简献”，看似不同，内里精神却奇异地相通，像两条清澈的溪流，在开元盛世这幅繁华织锦的背面，静静流淌。
司马光说：
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对裴耀卿漕运之功记述甚详，称其法“人以为便”，节省巨额，“国用渐丰”。对元德秀，则以“性介洁质朴”誉之，并记玄宗黜奢崇俭之举。在司马光看来，裴耀卿所现者，乃能臣之“实绩”，以精明务实增国家之利；元德秀所彰者，乃廉吏之“风骨”，以道德操守正官场之气。二者皆为治世不可或缺之支柱。玄宗能赏此二人（一赏其功，一赏其德），正是“开元之治”犹有清明之象的体现。然温公笔墨间亦暗含警思：若朝廷风气转向，此类实干之臣、清廉之吏，能否仍得善用善终？
作者说：
裴耀卿与元德秀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的两面，照出了盛世治理中两种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理性”。裴耀卿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是精密的计算、高效的调度、对流程的极致优化。他把漕运从一个依赖运气和蛮力的混沌系统，改造成了可测量、可控制、可持续的经济动脉。他拒绝“市宠”，并非不懂官场哲学，恰恰是更深层的理性——他明白，用公款换来的恩宠如沙上城堡，而扎扎实实的政策效益，才是他政治生命最坚固的基石。
元德秀的理性，则是“价值理性”。在全民狂欢、竞相媚上的氛围中，他选择了一种近乎“艺术性”的抵抗。他的贺礼《于蒍歌》，成本极低，但“用心”极深。这并非贫穷导致的无奈，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姿态：告诉皇帝和天下，一个地方官的价值，不在于能搜刮多少珍宝上贡，而在于他治理下的土地能否产出祥和之音，他庇护的百姓能否有歌颂太平的由衷之情。玄宗是个聪明人，他瞬间读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