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原则上，bp支持建立高标准。这符合我们的转型战略。”
第一个盟友到手。
---
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
国际氢能委员会主席、前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主持会议。这位以严谨着称的政治家开门见山：“各位，氢能产业的爆发前夜，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标准混乱。欧盟有自己的绿氢定义，日本有日本的，美国有美国的。这种割裂会增加贸易成本，阻碍产业发展。”
他调出数据：“目前全球在建和规划的绿氢项目超过三百个，总投资额预计超过5000亿美元。但如果标准不统一，很多投资可能因为不符合某些地区的认证而无法商业化。”
大屏幕上出现三套不同的标准对比：
“星海科技提交了第四套标准草案。”阿尔特迈尔看向林澈，“请林先生介绍。”
林澈走到发言台，没有用讲稿，直接调出标准全文。
“我们的标准有三个核心维度：环境、经济、社会。”
“环境维度，我们要求每公斤氢气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低于3公斤——包括生产、运输、加注全过程。这个数字比欧盟标准更严格，因为我们相信技术能做到。”
会场里响起低语。壳牌的代表摇头——他们规划的蓝氢项目，碳排放大约在4-5公斤。
“经济维度，我们引入‘成本透明度’要求。所有申请认证的项目，必须公开详细的生产成本构成，接受第三方审计。这是为了防止补贴滥用，让市场真正筛选出有竞争力的技术路线。”
“社会维度，是最具争议的。”林澈顿了顿，“我们要求，绿氢项目必须为项目所在地创造不低于40的本地就业，其中管理层本地化比例不低于30。目方必须承诺将至少1的营收投入当地社区发展基金。”
“这是商业还是慈善？”埃克森美孚的代表忍不住质疑。
“这是可持续。”林澈平静回应，“如果氢能项目不能给当地社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是换了种形式的资源掠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印尼氢谷的经验证明，本地化率越高，项目的运营稳定性越强，社区关系越融洽，长期成本反而越低。”
他调出印尼数据：“氢谷项目本地化率目前达到65，员工流失率仅3，远低于行业平均的15。因为员工把项目当成自己的事业，而不是打工的地方。”
“但这会增加初始投资！”业务总裁莎拉·琼斯反驳，“培训本地员工需要时间成本，管理多元文化团队需要额外投入。在项目初期，这会拖慢进度。”
“所以我们建议分阶段执行。”准备，“第一年本地化率要求20，第三年40，第五年60。给企业适应时间，也给当地人才培养时间。这不仅是要求，更是承诺——承诺与当地共同成长。”
会场陷入激烈讨论。
传统能源巨头倾向于宽松标准，让他们现有的资产和模式能平滑过渡。新能源企业则希望高标准建立壁垒，确立先发优势。政府代表在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权衡。
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小时。
中午休会时，林澈被欧盟能源专员卡德里·西姆森请到小会议室。这位爱沙尼亚前环境部长，是欧盟绿色新政的主要推手。
“林先生，欧盟内部对你们的标准草案分歧很大。”西姆森开门见山，“德国、荷兰、北欧国家支持严格标准，他们认为这能确保欧盟在绿色技术上的领导地位。但东欧国家担心，高标准会增加他们的转型成本。”
“所以欧盟的立场是？”
“我们希望达成一个折中方案。”西姆森调出修改建议，“碳排放门槛可以设在3公斤，但增加一个过渡期——2025年前建成的项目，可以放宽到4公斤。本地就业要求，可以改为‘鼓励’而非‘强制’。”
林澈摇头：“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