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显示着基地内外的三百多个监测点的数据：空气p25浓度、地下水水质、土壤重金属含量、噪声水平、生物多样性指数……每个数据都标注着印尼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以及基地的实际值。
“这是过去六个月的监测曲线。”艾哈迈德调出历史数据，“可以看到，在基地建设期间，因为施工扬尘，p25有过短暂上升，但从未超过国家标准。现在施工结束，所有指标都优于当地背景值。”
《金融时报》的女记者丽莎指着屏幕：“为什么‘优于背景值’？这不科学——工业基地的环境指标怎么可能比原始状态还好？”
“因为我们投入了。”艾哈迈德切换画面，显示环保设施分布图，“请看，在基地周边，我们种植了三十万棵本地树种，建成了宽度五百米的防护林带。这些树木不仅固碳，还能吸附空气中的颗粒物。另外，我们的光伏板覆盖了原本裸露的红土地，减少了扬尘。综合效应下，局部微环境确实改善了。”
他调出卫星对比图——2017年的基地原址是一片稀疏的灌木丛，2028年的现在，则是规整的工业设施和成片的绿带。
卡雷没有表态，从金属箱里取出便携式检测仪：“我想去电解车间附近采集空气样本。”
“可以，但需要穿戴防护装备。”艾哈迈德提醒，“虽然氢气无毒，但高浓度环境下有窒息风险。”
一行人来到电解车间外围。巨大的厂房里，二十台电解槽排列整齐，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卡雷在车间外五个不同位置采集了空气样本，检测仪实时显示数据：氢气浓度002-005，远低于爆炸下限的4。
“泄漏控制做得不错。”卡雷难得地点头，“但我想知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氧气如何处理？”
这个细节让记者们相互对视。大多数工业项目只会把副产品当作废物处理，星海却在最大化利用。
下一站是水处理中心。
“电解水制氢，需要大量纯水。”艾哈迈德介绍，“我们每天从附近的巴塘哈里河取水5万吨。但关键在这里——”他指向一排反渗透膜装置，“经过净化后，4万吨用于制氢，1万吨用于生产和生活。而制氢过程中，氢和氧来自水分子分解，但水中的杂质会被截留。”
他调出流程图：“这些杂质——主要是钙、镁、硅等矿物质，我们不是简单处理掉，而是进一步提纯，生产成建筑材料添加剂。过去六个月，我们已经生产了三千吨这样的添加剂，全部用于基地自身的道路和厂房建设。”
循环经济，闭环利用。
丽莎记者快速记录，抬头问：“但如此大规模取水，会不会影响下游生态？”
“问得好。”艾哈迈德调出水利部门的监测数据，“巴塘哈里河的流量是每秒1200立方米，我们取水只占05。而且，我们投资建设了上游的三个水库，雨季蓄水，旱季补水，实际上调节了河流的水量。下游三个村庄的灌溉用水，现在比项目建设前更稳定。”
他顿了顿：“上周，下游村庄的村长还送来感谢信，说他们的水稻产量增加了15。”
记者团沉默了。他们准备好揭露环境破坏、资源掠夺的故事，但眼前的现实与预设截然不同。
最后一站，卡雷提出要去最敏感的场所：“我想参观危化品存储区。”
艾哈迈德面不改色：“可以，但需要更严格的安保程序。请各位将电子设备暂时存放在外。”
经过三道安检门，他们进入地下存储区。这里是液氢储罐的核心区域，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253度。巨大的双层真空绝热罐体像沉睡的钢铁巨兽，静静地立在基座上。
“这里存储着500吨液氢，相当于2000万立方米的氢气。”艾哈迈德介绍，“安全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罐体设计抗震等级9级，防爆墙厚度2米，周围有环形消防水幕系统。更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