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月，太阳炙烤着大地。但在“亚洲氢谷”基地，超过两万名工人正顶着酷暑，进行项目投产前的最后冲刺。
林澈站在指挥塔的最高层，透过落地窗俯瞰整个基地。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建成了四大功能区：北侧是连绵起伏的光伏阵列，深蓝色的太阳能板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东侧是八座百米高的风力发电机，叶片缓缓转动；中央区域是电解水制氢工厂，银白色的管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南侧港口，四座巨大的液氢储罐已经完成压力测试。
“还有三天。”基地总指挥、原星海合肥工厂总经理张明远站在林澈身旁，声音嘶哑但充满兴奋，“光伏区100完工，风机并网测试通过，电解槽开始预冷。如果一切顺利，8月18日，我们将生产出第一批绿氢。”
这位曾经在柏林遭遇文化冲突的管理者，如今已脱胎换骨。他的皮肤被热带阳光晒得黝黑，印尼语说得比大多数当地员工还流利。
“本地员工培训情况？”林澈问。
“超出预期。”张明远调出数据面板，“管理人员本地化率45，技术骨干本地化率60，普通操作工100本地化。最让我惊讶的是——”他指向培训中心的监控画面，“这期高级工程师培训班的结业考试，前十名里有六个是印尼员工。”
画面中，一场模拟故障排除竞赛正在进行。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和印尼工程师混合编组，处理一个复杂的电解槽连锁停机故障。领先的小组组长是艾哈迈德——那个曾经问“为什么要留清洗通道”的工人，现在已经是氢能基地的技术主管。
“他上个月刚通过国际氢能安全工程师认证。”张明远语气自豪，“全英文考试，全球通过率32，他考了89分。现在他带着一个三十人的团队，负责整个光伏区的运维。”
林澈看着屏幕上艾哈迈德专注的神情，点了点头：“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技术真正扎根。”
手机震动，李娜发来紧急消息：“欧美三家媒体记者团已抵达雅加达，要求参观氢谷基地。《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已经拟好：《中国氢能野心：环保还是地缘战略？》。他们带了专业检测设备，说要‘验证环保承诺的真实性’。”
意料之中。
林澈回复：“安排他们明天上午参观。所有区域全部开放，所有数据实时公开。让艾哈迈德当讲解员。”
张明远看到消息，皱眉：“让艾哈迈德讲解？他技术没问题，但面对这些刁钻的记者……”
“正因为刁钻，才需要最懂技术的人。”林澈说，“而且，印尼工程师讲解中国技术，这个故事本身，就比任何公关辞令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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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九点，三辆中巴车驶入基地。
来自《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的十二名记者走下车辆，他们带着相机、录音设备，还有几个沉重的金属箱——里面是空气质量检测仪、水质采样器、辐射测量计。
带队的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约翰·卡雷，他曾因揭露多起跨国企业环境污染事件获得普利策奖。他走到迎接队伍前，目光锐利地扫过人群，最后停在林澈身上。
“林先生，感谢您同意我们参观。”卡雷的礼貌中带着审视，“但我们希望完全自由的访问权限——包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采集任何我们想采集的样本。”
“当然。”林澈微笑，“不仅自由，我们还会提供帮助。这是基地的技术主管艾哈迈德，他会全程陪同各位。”
卡雷看向艾哈迈德，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显然，他没想到星海会让一个印尼人担任这么重要的岗位。
“卡雷先生，各位记者朋友，请跟我来。”艾哈迈德的英语带着印尼口音，但专业术语清晰准确，“我们先从环境监测中心开始。”
监测中心的大屏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