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内光线昏暗，只有炭盆里微弱的红光映照着他严峻的面容。
脑海中，中原的舆图清晰地展开：开封将失，中原门户洞开，李自成下一步会怎么走？西进潼关，那是自己的根本之地；北上，直逼京畿，震动天下；南下，席卷湖广，切断漕运……
无论哪个方向，都足以给这个奄奄一息的王朝以致命一击。而他这三万疲惫之师，又能拦得住哪一路？
其实，他不是没有选择。像左良玉那样，拥兵自重，阳奉阴违，朝廷的调令到了湖广，往往就成了废纸。他孙传庭若真想保存实力，退回潼关，凭险固守，朝廷在如今这局面下，又能奈他何？
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便被更深重的责任感压了下去。他是孙传庭，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读的是圣贤书，信的是忠君报国。君命难违，不然三年的牢狱后，他肯定不会接这档子事！国事糜烂至此，他若再存私心，这大明天下，还有谁可依仗？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此刻在他心头萦绕，带着无尽的悲凉。他明明知道，在兵未练熟、粮饷不济、敌我悬殊的情况下，贸然出潼关东进，近乎自杀。
可面对崇祯皇帝一道比一道急切的催战诏书，面对兵部尚书陈新甲那些充满责备与施压的私信，他还是来了。带着三万颗或许再也回不了家乡的陕西儿郎的心，来了。
车厢外，寒风依旧在呼啸，卷着砂石敲打在车板上，噼啪作响。这声音，像极了战鼓，也像极了丧钟。
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山西代州人。他并非天生的职业军人，而是正途科举出身，文官清流。万历四十七年，他二十五岁便高中进士，与后来的五年平辽袁崇焕、南明权臣马士英等同科，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
天启年间，他因不满魏忠贤专权，愤而辞官归里，风骨可见一斑。崇祯即位后，他重新出仕，从吏部郎中一路做到顺天府丞，处理政务，井井有条。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崇祯九年。原陕西巡抚镇压农民军连连失利，陕西局势危如累卵。就在朝中无人愿往、视为畏途之时，孙传庭主动请缨，慨然赴陕，以全他那颗报国之心。
崇祯在偏殿召见他，期许勉励，言辞恳切如对家人。孙传庭直言不讳：“以往陕西的精兵多在边镇，巡抚只需治理腹地，确实无需重兵。如今贼寇反在腹心之地，臣恐赤手空拳难以扑灭强贼。”
崇祯当时也是焦头烂额，连连叹息：“筹措兵马已难，筹措粮饷更是难上加难。朕……今年先给你六万两，以后……就靠你自己设法筹措吧，朝廷不从中掣肘。”
大家没看错，在大明闹得沸沸扬扬的流寇，大明话事人以六万两银子为底，让孙传庭赴任！六万两，对于整军经武、应对大规模战事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
但崇祯那句“自行设处，不中制”，也给了孙传庭在陕西境内极大的自主权。他便是凭着这有限的资源和这份难得的权限，在陕西开始了他的艰难经营。
上任伊始，面对的首要难题便是军屯废弛。名义上的屯田制早已名存实亡，大量军田被地方豪强、卫所军官侵占兼并，或是因军户逃亡而沦为荒地。孙传庭知道，要想练兵，先得有饷；要想有饷，必须整顿屯田，恢复生产。
然而，积弊已深，牵涉利益盘根错节，强行清丈追讨，必然激起强力反弹，甚至可能让他这个巡抚位子都坐不稳。
于是，大明一柱展现了他务实而灵活的政治手腕。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夺田”政策，而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对原有被占的屯田，承认现状，但要求占有者按田亩等级缴纳相应的赋税（“课银”），变无偿侵占为有偿使用；另一方面，利用陕西地广人稀的特点，大力招抚流民，开垦新的荒地作为屯田。同时，他大力裁撤各级官府冗役，节省开支，并将裁撤人员转为屯田兵或农。
这位首先从自己的巡抚衙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