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八月初，北京城的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被炉火烤得发白的铁板，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头顶。紫禁城层层叠叠的琉璃瓦在骄阳下反射着刺目而缺乏温度的光，非但没能驱散暑热，反而让那金色的光芒带着一种灼人的威压，却怎么也照不进宫墙深处日益浓厚的阴郁与不安。
乾清宫东暖阁的冰鉴里，冰块早已化成了温水，却没人敢去更换。侍立的太监宫女们屏息凝神，连衣角的摩擦声都极力放轻，生怕惊扰了御案后那位眉头紧锁的皇帝。
太庙战神朱由检刚刚撂下朱笔，那份来自顺天府的奏章让他胸口发闷，像是被塞进了一团浸透水的棉花。
墙子岭破关已过去一段时间了，顺义、三河、平谷三县遭受掳掠的初步损失统计终于呈了上来——触目惊心的数字，字里行间弥漫着硝烟与血腥气，还有地方官极力掩饰却依旧透出的惶恐与无能。
“民房焚毁两千四百余间……百姓被杀、被掳逾八千……粮畜损失无算……”崇祯低声念着这些字句，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他疲惫地闭上眼，用拇指和食指重重揉捏着两侧的太阳穴，那里突突地跳着，带来一阵阵尖锐的疼痛。焦虑是他这十数年帝王生涯的底色，而此刻，这底色上更添了一抹日益深沉的猜忌，如同墨汁滴入清水，迅速晕染开来，浸透了整个心绪。
“吴三桂……”
这个名字又一次不受控制地浮上心头，崇祯几乎是无意识地低声念叨出来，手指则开始无规律地敲击着坚硬的紫檀木御案，发出笃笃的轻响，在这寂静的暖阁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烦乱。
三十万两！整整三十万两内帑银子！那是他省吃俭用，甚至变卖了些宫里用不着的器物，召集各大臣捐输，一点点从砖缝里抠出来的家底。
他咬着牙，顶着户部那群哭穷官员的反对，一咬牙拨了出去，指望着能买来山海关的稳固，买来关宁铁骑的忠诚，买来一道实实在在的屏障。
可结果呢？银子如同肉包子打狗，连个像样的响动都没听见。山海关那边除了收到一份格式标准、言辞恭顺、满纸都是“皇恩浩荡”、“感激涕零”、“誓死效忠”的例行谢恩奏章外，再无异动。
吴三桂声称正在“整军备战”、“枕戈待旦”、“随时听候调遣入卫京师”，可这些漂亮的承诺，如今在崇祯看来，苍白得如同窗户纸上透进的虚光，不过是纸面上敷衍的漂亮话。
他真的不傻。相反，以他的多疑和敏锐，他太清楚吴三桂在干什么——他在观望，在待价而沽，在用这支朝廷最后能倚仗的强军，和皇帝，和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皇帝需要他，所以不得不容忍他的骄横，满足他的索求；而他，则利用这种需要，不断地抬高自己的价码，巩固自己的势力。
知道，又能如何？撤了他？念头只是一闪，就被更深的寒意压下。环顾九边，还有谁能代替吴三桂镇守那座关乎京师生死存亡的国门？孙传庭与李自成苦苦纠缠，分身乏术；左良玉在南边拥兵自重，调不动；其余各镇总兵，要么无能，要么早已被建虏吓破了胆。逼反他？那更是自寻死路，亲手将这最后的屏障推向敌营。
这种明明洞悉对方心思却又无可奈何的憋屈感，比单纯的愤怒更让人煎熬。猜忌，如同最顽固的毒藤，在缺乏信任的贫瘠土壤上疯狂滋长、缠绕，勒得崇祯几乎喘不过气。
他需要一个自己人，一双绝对忠诚的眼睛，一对可靠的耳朵，去到那远离京师的险地，替他看，替他听，去监督那个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年轻悍将，去确保那三十万两银子没有白费，去……在必要的时候，传达一些不便形诸文字的旨意，或者，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太庙战神一开始是想倚重边将的，可是袁嘟嘟干掉了毛文龙，他就杀了五年平辽袁嘟嘟；崇祯后来又想倚重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