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战死沙场，抚恤只有五两银子，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如果他战死了，五十两抚恤银，足够母亲安度晚年，妹妹置办嫁妆。就冲这一点，他就愿意为李总兵卖命。
夕阳西下，王小六继续赶路。马蹄踏在刚平整过的官道上，扬起淡淡的尘土。他回头望去，凉州城在暮色中只剩轮廓，但城头那面“秦”字大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而在更遥远的肃州、嘉峪关、玉门关，类似的场景也在上演。
高杰的西进势如破竹，骑兵三日内连下永昌、山丹，兵临甘州城下；还有一路偏师穿越祁连山隘口，出其不意出现在肃州以南，切断了守军退路。
在军事压力和新政诱惑的双重作用下，河西走廊各城镇纷纷易帜。偶有负隅顽抗者，如镇夷所的千户王忠，企图据堡死守，但面对秦军的火炮和线膛枪，抵抗只持续了半日便土崩瓦解，王忠被俘，公审后以“残害百姓、抗拒天兵”之罪处斩，家产抄没，田产分予军户百姓。
至此，从兰州到玉门关，千里河西走廊，在崇祯十四年的这个六月，几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更迭。
明朝经营二百余年的西北边镇体系，在财政崩溃、民心尽失的背景下，如沙堡般瓦解。
而李健的秦军，以其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务实的新政政策和雄厚的财力支撑，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开始了对这条战略走廊的重新塑造。
西安总兵府再次召开会议。这一次，议题更加具体：河西走廊行政建制、赋税定额、移民计划、西域使团组建。
李健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想法：“我打算将河西走廊分离出来，单独设立‘甘肃行省’，治所凉州，辖兰州以西至玉门关区域。行省长官称‘甘肃节度使’，暂由高杰兼任，总揽军政，军队视情况轮换驻扎。下设凉州、甘州、肃州、敦煌四府，府下辖县。行政体系与陕西相同，但增加‘民族事务司’‘驿站交通司’两个专门机构。”
顾炎武思索道：“单独设省，有利于集中资源经营河西，也便于应对西域和青藏方向的事务。只是……‘节度使’之名，恐有藩镇之嫌。”
“非常时期，当用非常之制。”李健道，“河西地处边陲，民族复杂，外患不断，需要军政一体的强力治理。待局势稳定后，再逐步分离军政。至于名称，可暂用‘河西都护府’，参照唐制。”
“都护府甚好。”黄宗羲赞同，“既有历史传承，又显羁縻怀柔之意。”
“赋税方面，”李健继续，“河西行省免征田赋三年，以休养生息。三年后，田赋定额为亩产的一成，永不加赋。商业税初期从轻，过境货物税率为值百抽五，本地交易税率为值百抽三。盐、铁、茶、马实行专卖，但价格要低于明朝时，让利于民。”
杨文远快速计算：“如此，河西行省至少三年内无法自给，全靠河套、关中输血。以目前人口二十万计，每年需补贴粮三十万石、银五十万两。”
“所以移民实边是关键。”李健手指敲着地图，“山西、河北、河南流民众多，可组织迁徙河西。每户授田五十亩，提供种子农具，免赋三年，官府帮助建房。同时，招募内地无地农民、手工业者，给予优惠政策。目标三年内移民三十万户，使河西人口增至百万。人口多了，生产上来了，税收自然就有了。”
他顿了顿，又道：“移民不仅是汉人，也要鼓励回回、蒙古、藏族等各族民众在河西定居。凡定居者，同样授田，同样待遇。我们要把河西建设成多民族共居、共存、共荣的样板。”
侯方域补充道：“文化教育也要跟上。计划在每个府治设立官学，教授汉文、算术、格物基础。各族子弟皆可入学，成绩优异者保送至西安深造。同时，在各县乡设立蒙学，推广简易识字和算术，提高全民素质。”
“最后是西域使团。”李健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