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总兵府。
书房内，李健站在那幅巨大的《大明九边及西域略图》前，手中拿着一份墨迹犹新的捷报。顾炎武、黄宗羲、杨文远、侯方域、方以智等核心幕僚分列两侧，神情专注。
“凉州已定，左勷归附，河西走廊东段门户洞开。”李健的声音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力度，“高杰分兵西进，甘州、肃州传檄可定。最迟月底，玉门关内，将尽入我手。”
他手中的朱笔在地图上移动，从西安出发，划过兰州、凉州、甘州、肃州，最终停在玉门关的标识上，然后重重画下一条粗壮的红线。
这条线，像一道血脉，将关中与西域连接起来，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宝库。
顾炎武上前一步，眉头微蹙：“总兵，河西初定，固然可喜。然甘肃之地，地瘠民贫，多年战乱边患，民生凋敝至极。收复此地，短期内，粮饷、物资、官吏派遣，所费甚巨。据初步估算，仅补发甘肃边军欠饷、抚恤，首期便需银三十万两；后续每月粮饷开支，又需五万两；移民实边、兴修水利、赈济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如今中原未平，辽东虎视，四处用兵用钱之时，是否……操之过急？”
他的担忧很实际。在场的幕僚们大多点头。甘肃那地方，除了河西走廊几条绿洲，大部分是戈壁荒漠，产出有限，养活本地军民都勉强，更别说提供赋税了。
占了那里，意味着要源源不断地从相对富庶的河套、关中输血过去，确实是笔沉重的负担。
明朝经营河西二百余年，到后期已成巨大财政包袱，这也是朝廷对甘肃欠饷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实在榨不出油水了。
李健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顾炎武身上：“先生所言，是实情。短期内，甘肃确实是负担，是我们要啃的硬骨头。”
他走回地图前，手指点着西域方向：“但眼光要放长远。先生请看，西域三十六国故地，虽今为叶尔羌汗国及卫拉特蒙古各部所据，但其地并非不毛。和田美玉，伊犁骏马，天山皮毛，吐鲁番的葡萄瓜果，还有棉花……都是中原稀缺之物。更重要的是商路。”
他的手指沿着那条红线移动：“丝绸之路重开，不仅仅是商旅往来，更是文化交流、技术传播、财富流通的大动脉！我们输出的，可以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以及……我们的书籍、制度、理念。输入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信息、是资源、是潜在的盟友。先生可知道，宋代与西域贸易最盛时，仅茶马互市一项，岁入便相当于全国税赋的一成？明代闭关，此利尽失。”
他顿了顿，手指移回河西走廊：“还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甘肃，尤其是河西走廊，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战略纵深。先生试想，若将来我们与辽东的满清决战，战场可能在华北平原。万一战事不利，我们需要回旋余地。关中四塞固然险要，但若被四面合围，便是死地。而有河西走廊在手，我们便有了向西退却、联络西域、甚至获取资源的通道和基地！进可东出争天下，退可西守保根本。此乃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顾炎武等人听得悚然动容。他们虽也知地理重要，但从未从如此宏阔的、涉及未来数十年甚至更久远的战略格局去思考甘肃的价值。李健的眼光，总是比他们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黄宗羲沉吟道：“总兵深谋远虑，我等不及。然则，治理甘肃，安抚各族，恢复生产，开通商路，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需得人。且需防北面蒙古、西面叶尔羌等势力袭扰。”
“所以，高杰在河西，不能只当武将，更要学习做一方镇守。”李健道，“我已传令，调派一批河套擅长民政、水利、屯田的官吏，携带河套的土豆、玉米、番薯等粮种、农具、工匠，随后续队伍前往河西。同时，在西安讲武堂和政务学堂，要开设专门课程，研究如何治理边疆、处理民族关系、发展边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