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四月廿五，北京，乾清宫。
暮春时节的紫禁城，本该是花木扶疏、燕雀啁啾的生机景象，可乾清宫内外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郁。殿前汉白玉丹陛上的铜龟铜鹤静默伫立，似乎也屏住了呼吸。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带着腐败气息的花香——那是从御花园移植过来的几株牡丹，今年开得格外晚，花朵硕大却颜色暗淡，像是在为这个王朝提前戴孝。
殿内，龙涎香在鎏金狻猊炉中袅袅升腾，却驱不散那股沉甸甸的、令人窒息的压抑。
鎏金灯台上的蜡烛已经燃烧了大半，烛泪堆积如小山，烛光在穿堂而过的微风中摇曳不定，将御案后那个清瘦的身影投射在蟠龙金柱上，拉得忽长忽短，如同鬼魅。
御案是上好的金丝楠木，宽大厚重，雕着九龙戏珠的精细纹样。此刻，案上凌乱地堆着数十份奏章、塘报，而最上方，端端正正摆着三份边角磨损、火漆特殊的密报——那是来自陕西的锦衣卫和东厂双重加急密奏。
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面容越加憔悴的大明天子，正一动不动地站在御案前。他身上穿着半旧的明黄色常服龙袍，袍角有些许不易察觉的磨损，那是长时间坐卧摩擦所致。
他的目光死死盯在那三份密报上，仿佛要用眼神将它们烧穿。
许久，他终于缓缓伸出右手，手指微微颤抖着，拿起了最上面一份。密报是东厂安插在西安的坐探发回的，字迹工整却透着仓促。
“经查，李健自窃据陕西以来，行霹雳手段，于陕西悍然推行所谓‘新税制’。其制最毒者，曰‘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凡陕地士绅、举人、生员乃至致仕官员，名下田产皆须与庶民同例纳粮，优免尽削。又按田亩多寡摊派‘建设捐’，以修路、兴学、养兵为名。三原张氏、渭南赵氏等十余家累世望族抗捐，李健即遣军队破门拘人，锁拿至公堂，限期缴纳，逾期则田产充公……”
崇祯的呼吸粗重起来，胸膛起伏，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破旧的风箱。他猛地将这份密报摔在案上，又抓起第二份。
这份来自锦衣卫陕西千户所：“……李贼于陕西设‘新式学堂’凡十七所，强征民间适龄童子入学。其所用教材，尽删《四书集注》朱子章句，代以粗鄙白话释义；大幅削减经义篇幅，增添所谓‘格物’（实乃奇技淫巧）、‘算术’（商贾之术）、‘地理’（妄绘天下舆图）、‘简史’（妄议历代得失）等科。更有甚者，教材中竟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悖逆之言，不加避讳。西安府学教授率诸生抗议，被李贼以‘阻挠教化’为名下狱，诸生驱散。陕地儒林哗然，多有泣血上书者，然李贼手握兵权，无人敢撄其锋……”
“混账！狂悖！乱臣贼子！”崇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额头青筋跳动，脸色由苍白转为病态的潮红。
儒学是立国之本，科举是抡才大典，这李健竟敢篡改经典，动摇根基！
他仿佛已经看到，陕西那些原本应该皓首穷经、为君分忧的士子，被李健引上邪路，将来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几乎是抢过第三份密报。
这份最厚，也最触目惊心：“李健亲设‘公审大会’。其令士卒押本地劣迹士绅、胥吏、囤积居奇之粮商等三十七人至台前，任由受害百姓当面指证、诉苦。现场聚集民众逾万人，哭声震天，控诉者络绎。李健听毕，当场宣判，斩首十七人（名单附后），其中原泾阳知县冯奎、致仕工部员外郎刘秉仁、大地主‘郝半城’等皆在其列。余者或流放，或罚役。抄没十七家所得，计黄金一万二千三百两，白银一百八十万余两，粮十五万石，田契、房契、商铺无算，尽数充入所谓‘公库’。现场百姓山呼‘李青天’，甚至有焚香跪拜者。会后，李健当众宣布，所抄粮食部分用于赈济贫民，部分充作军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