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很不习惯，觉得这些“读书人”啰嗦，耽误休息。但渐渐地，一些变化发生了。
识字课上，李二狗笨拙地握着炭笔，在沙盘上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李二狗”三个字时，脸上绽放出傻笑，对王瘸子说：“王叔，我会写自己名字了！以后给家里写信，不用求人了！”
王瘸子看着沙盘上那个歪斜的“王”字，眼眶发热：“好……好小子。老子活了四十多年，这是第一次会写自己的姓。”
宣讲新政时，当教导员讲到“凡我军士卒之家，可按丁口分田，税赋减半”时，台下响起一片骚动。一个老兵颤声问：“大人，当真？我家在灵州，也能分？”
教导员肯定地回答：“只要是我军士卒，籍贯在控制区内，一律按新政办理！李总兵令出必行！已经有士卒家里分到了田地，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那老兵顿时老泪纵横，扑通跪下，朝着西安方向磕头：“李总兵活命之恩啊！我张家有后了，有地了！”
讲解“为何而战”时，教导员没有空谈忠君爱国，而是指着地图说：“咱们身后，是银川城，是灵州，是固原，是千千万万个和咱们父母妻儿一样的百姓。蒙古鞑子来了，会抢他们的粮食，烧他们的房子，杀他们的亲人。咱们当兵吃粮，拿着最好的武器，练着最强的本事，为的是什么？就是不让鞑子过这道边墙！就是为了让咱们的爹娘能睡个安稳觉，让咱们的娃娃能在学堂里念书，而不是被鞑子的马蹄踩死！”
士兵们听着，眼神渐渐变得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从麻木到清醒，从茫然到坚定的转变。他们开始明白，自己手中的刀枪，不仅仅是为了换口饭吃，更是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希望。
这种认知的转变，是缓慢却深刻的。它正在重塑这支军队的灵魂。
四月十五，银川城西，原宁夏镇兵器作坊旧址。
这里曾经是宁夏镇最大的军工作坊，鼎盛时期有匠户三百余，能打造刀枪、修补甲胄、配制火药。
但随着朝廷拨款日益减少，匠户逃亡，作坊早已破败不堪，只剩下几间漏雨的厂房和废弃的炉窑，荒草长了半人高。
而如今，这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废墟被清理干净，挂上了崭新的牌匾——“格物院宁夏分院”。
从西安总兵府格物院调来的三十余名经验丰富的工匠和技师，正在指挥着数百名招募来的流民和本地匠户，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新建。
废弃的厂房被修葺一新，换上了新的梁柱和瓦片。高大的水车在旁边的水渠上重新架设起来，清澈的渠水冲击着轮叶，发出哗哗的声响，通过复杂的连杆和齿轮，带动着厂房里的鼓风机呼呼作响，为炼铁炉提供强劲风力；另一套传动装置则带动着沉重的锻锤，一下一下，富有节奏地锤打着烧红的铁坯，火星四溅。
几座小型的炼铁高炉已经点火，黑烟从高高的烟囱冒出，炉火映红了工匠们满是汗水的脸庞。
工匠们按照西安带来的新式图谱，尝试用本地铁矿和焦炭冶炼品质更好的生铁和钢。
隔壁的院落里，新规划的火药作坊正在严格按照新配方和工艺流程，配制颗粒化的黑火药，安全性和威力都比传统的粉末火药有了显着提升。
更远处，一些从西安来的纺织工匠在指导本地招募的学徒和妇人，搭建羊毛初步处理的洗池、梳毛架，甚至开始试制简易的水力纺车。
空气中弥漫着煤烟、铁腥、硫磺和新鲜木料混合的独特气味，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水流哗哗声、工匠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与昔日作坊死气沉沉的景象判若云泥。
李健在陈一龙的陪同下，视察了这处新设的分院。他没有穿官服，依旧是一身简便的青色箭衣，但所到之处，工匠和工人们无不敬畏地停下手中的活计行礼。
李健摆摆手，示意他们继续工作，自己则看得仔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