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六月初七，北京城热得邪乎。
卯时刚过，太阳就像个烧红的铁饼，死死烙在灰蒙蒙的天空上。护城河的水蒸起一层薄雾，混着街巷里堆积的垃圾散发的酸腐气，把整座京城罩在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蒸笼里。
驴车吱呀呀碾过滚烫的青石板，车夫赤着的脊梁上汗水混着尘土淌成一道道沟壑；茶馆檐下挂着蔫头耷脑的画眉，连叫声都有气无力。
卖冰盏的小贩蹲在槐树荫里，木桶上盖的棉被早已湿透——那里面本就没有几块真冰，不过是井水镇的凉粉罢了。
可这市井的闷热，比起乾清宫里的寒意，简直不值一提。
辰时三刻，乾清宫。
二十四扇朱漆雕花门全部敞开，却透不进一丝风。大殿深处，崇祯帝朱由检坐在蟠龙宝座上，身子挺得笔直，像一尊绷紧的弓。
他眼角深深的纹路在昏暗的光线下如同刀刻。那双曾经清亮的眼睛，如今布满血丝，正死死盯着手中那份奏折——仿佛那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炭。
“练饷……”皇帝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干涩而压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每亩一分四厘九丝，全国七百三十万两……”
他顿了顿，指节捏得咯咯作响，奏折边缘被攥出一道深深的褶皱。
“杨爱卿。”崇祯抬起眼，目光如冰锥般刺向下方，“这就是你给朕出的好主意？”
大殿中央，以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为首，跪着十六位朝臣。内阁辅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大明王朝的中枢全在这儿了。
人人身着绯色官袍，补子上绣着仙鹤、锦鸡、孔雀，可这些象征尊贵的纹饰此刻浸在冷汗里，贴着脊背，粘腻得让人发慌。
杨嗣昌以头触地，额头紧贴着冰凉的金砖。他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保养得宜的面容此刻惨白如纸。
“陛下明鉴！”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张献忠复叛于谷城，罗汝才随即响应于房县，湖广已糜烂千里！辽东方面，探马来报，皇太极今春在沈阳大阅兵，新铸红衣大炮三十门，锦宁防线旦夕可危！国库……国库早已空虚，太仓银仅余二十三万两，还不够九边一个月的饷银！若不另辟财源，臣请问陛下——”
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如何养兵平叛？如何固守边防？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啊！”
“不得已？”崇祯冷笑一声，那笑声短促而尖锐，像夜枭的啼叫，“万历四十六年加辽饷，每亩九厘，年征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再加剿饷，每亩六厘，年征三百三十万两。现在——”
他将奏折狠狠摔在御案上，白玉镇纸跳起来，又咚地落回去，“又要加练饷！杨嗣昌，你算过没有？北方一亩中等田，丰年不过产粮一石，折银六钱。除去正赋、辽饷、剿饷，百姓手里还能剩几个铜板？再加这‘一分四厘九丝’，你是要逼他们啃树皮，还是卖儿鬻女？！”
大殿里死一般寂静。只有殿角铜壶滴漏单调的滴水声：嗒，嗒，嗒。每一滴都敲在朝臣的心尖上。
户部尚书程国祥是三朝老臣。他颤巍巍地直起佝偻的背，花白的胡须抖得厉害。
“陛下……”老人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容老臣……容老臣说句实话。”
崇祯盯着他：“程卿讲。”
程国祥深深吸了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去岁全国田赋，账面应征两千六百万石，实收……实收不足八百万石。太仓银库，从崇祯元年至今，历年亏空累计已逾两千四百万两。各地粮仓，十仓九空。山东济南府报，常平仓霉变米粮达三万石；河南开封府报，赈灾粮被虫蛀鼠咬，十不存一……陛下，田赋已预征到崇祯十五年了啊！”
他老泪纵横，浑浊的泪水顺着深深的法令纹流进嘴里：“如今再加练饷，定额七百三十万两，可陛下知道吗？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