膀子干了！俺那手打菜刀的手艺，可不是吹的！”
其他工匠也纷纷摩拳擦掌。谁不想多挣点？以前干好干坏一个样，混日子的大有人在。现在不一样了，多干多得，干好更多得！
但也有犯愁的。年轻学徒小柱子苦着脸：“师傅，俺手艺还不成，打慢了、打坏了咋办？”
他师傅拍拍他肩膀：“怕啥？章程里说了，学徒期有‘保底工钱’，只要肯学肯干，饿不着你。再说了，你小子脑子灵，好好学，赶明儿出师了，挣得不比师傅少！”
新政推行，自然不是一帆风顺。
有个叫钱多福的富户，名下三百亩地，往年都是雇长工打理，自己当甩手掌柜。新政一出，他算盘打得噼啪响：要是把地分给佃户种，定个高点的分成，逼他们超产，自己岂不是躺着也能多收？
于是他定了新规矩：佃户种他的地，收成对半分——这比河套通行的“四六分”（佃户六）高多了。超产奖励？佃户可以拿，但得先交够他的五成。
佃户们不干了，集体跑到县务所告状。县务所不敢怠慢，快马报到了民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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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司掌司、原知县出身的刘文清亲自处理。他先把钱多福“请”来，客客气气地问：“钱员外，新政的本意，是激励直接种地的人多出力。你这规矩，佃户辛苦超产，大半好处进了你的口袋，他们还有干劲吗？”
钱多福振振有词：“大人，地是我的地，我想怎么定规矩就怎么定！再说了，没有我的地，他们种啥？”
钱多福傻眼了：“这、这啥时候定的？”
“上月民议大会通过的。”刘文清微笑，“钱员外，河套的规矩是：地可以私有，但如何使用，得照《约法》来。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把地卖给官府，官府按市价收购，转租给无地农户。”
钱多福脸一阵红一阵白。卖地？那是祖产！可不卖，这规矩……他咬咬牙：“俺、俺按规矩办！”
消息传开，佃户们欢天喜地，其他想钻空子的富户也消停了。民政司趁热打铁，派出巡查组，到各乡宣讲政策，接受举报。一时间，“按规矩办事”成了河套最流行的话。
五月下旬，李健带着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下乡巡查新政落实情况。第一站就是小王庄。
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地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李大壮正带着老婆孩子在给麦田除草，干得满头大汗。见总督来了，慌得差点把锄头扔了。
李健摆摆手：“忙你的，我们就看看。”
他蹲下身，仔细查看麦苗长势。苗齐苗壮，叶色深绿，明显是下了功夫的。
“老乡，今年苗情不错啊。”李健笑着说。
李大壮搓着手，憨笑：“托李总督的福，新政好！有奔头！俺算了，今年这十亩地，起码多打五石粮！”
“好！就要这个劲头！”李健拍拍他肩膀，“不过光自己好还不够，要带动乡亲们一起好。你们村有没有那种懒汉，还没动起来的？”
李大壮挠挠头：“有倒是有……村东头王二懒，还是老样子，太阳晒屁股才下地，草长得比苗高。”
李健对随行的民政司官员说：“记下来。对这样的，不能光靠政策激励，还得帮扶。组织‘生产互助组’，让勤劳的带带懒惰的。实在带不动……秋后算账，该罚也得罚。咱们不养懒汉。”
众人又走访了几个村，情况大同小异。新政像一剂强心针，让原本有些沉闷的乡村焕发了活力。
田间地头，人们讨论的不再是东家长西家短，而是“你家追肥了没”“我家准备再挖条排水沟”。
傍晚回城路上，顾炎武感慨：“昔日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观河套乡间，百姓为多产而勤奋，因勤奋而生希望，因希望而重秩序……此乃治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