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赶来。”
罗汝才咬牙切齿：“撤！”
农民军仓皇撤退，丢下大批尸体和伤员。
宜阳城头，团练乡勇欢呼雀跃。王廷臣抚须微笑，对左右说：“看到了吗？贼寇虽众，实为乌合。只要咱们乡绅团结，百姓出力，自保有余。”
他这话，说对了一半。
农民军确实是乌合之众，缺乏训练，缺乏装备，更缺乏组织。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乌合之众”？因为活不下去了。
宜阳县的团练能打赢，是因为背后有三十八家大户支持，有钱有粮有武器。可河南更多的州县，没有这样的乡绅，没有这样的团练。百姓只能任人宰割——要么被官府逼死，要么被流寇抢死。
而那些被团练打死的农民军士兵，大多也是穷苦农民。他们造反，不是因为想杀人放火，是因为没活路。如今死在同是农民的乡勇手里，何其悲哀。
这就是明末的悲剧：精英阶层（乡绅、官员）与底层百姓割裂。精英们只关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百姓的死活，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组织团练自保，可以逃到南京享受，可以投降新朝继续做官。
而百姓，永远是牺牲品。
战后，宜阳团练声名大噪。河南各州县纷纷效仿，组建团练。朝廷也顺势下旨，鼓励地方“自保”。
这看似是好事，实则埋下更大隐患：地方武装崛起，中央权威进一步削弱。当每个州县都能自保时，谁还需要朝廷？当每个乡绅都有武装时，割据的种子就已经种下。
大明，正在从内部瓦解。
河套，归化城。
李健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消息：朝堂党争，京营腐败，农民军内斗，团练崛起……
顾炎武忧心忡忡：“总督，如今这局面，越发乱了。”
李健却很平静：“乱是正常的。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如此。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未立，各方势力必然混战。”
“那咱们……”
“咱们静观其变。”李健走到地图前，“河套现在要做的，不是参与乱局，而是建设自己。把根基打牢，把实力壮大，等乱到一定程度，自然有人来求咱们。”
他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位置：“陕西孙传庭，已经开始依赖咱们的粮食。河南团练，需要火器自卫——咱们可以卖给他们旧式火器，换粮食换人口。蒙古各部，想要茶叶布匹——咱们可以扩大互市。”
“甚至……”他顿了顿，“朝廷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新上任的首辅薛国观要查贪，要加税，得罪了多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就是咱们可以拉拢的对象。”
黄宗羲恍然大悟：“总督是要……广结善缘？”
“不是结善缘，是建立利益网络。”李健纠正道，“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咱们让各方都能从河套得到好处，他们就会维护河套的利益。这样，河套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核心。可以试着接触一下”
这思路很超前，但也很现实。明末的乱局，本质是利益分配失衡。朝廷与百姓争利，官员与商人争利，乡绅与农民争利。大家都争，就都输。
河套反其道而行：我不争，我给。我给粮食，给安全，给活路。谁跟我合作，谁就能得利。
这样，朋友会越来越多，敌人会越来越少。
“当然，光给好处不行，还得有实力。”李健补充道，“所以强军不能停。十五万常备军，年底必须成军。新式火器，加紧研制。防御体系，继续完善。”
他看向众人：“诸位，乱世之中，实力是根本，但光有实力不够，还得会用。咱们要做的，就是一边壮大实力，一边巧妙运用。等到时机成熟……”
他没说下去，但众人都懂。
时机成熟时，河套就不再是一个边镇，而是一方势力，甚至……有问鼎天下的可能。
但这太远，现在想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