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因钱谦益是名士便法外开恩，则国法何在？纲纪何存？”
这话冠冕堂皇，无可挑剔。
崇祯终于开口：“此案，朕已命三法司会审。在审结之前，钱、瞿二人暂押诏狱，但不许用刑。张汉儒诬告大臣，收监候审。”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既未释放钱谦益，也未如温体仁所愿立即定罪。
温体仁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恢复平静：“陛下圣明。”
退朝后，崇祯回到乾清宫，疲惫地靠在椅背上。
王承恩禀报：“温阁老退朝后，召集田尚书、张尚书等在文渊阁议事，至午时方散。”
“议什么？”
“奴婢不知。但听说……温阁老很是不悦。”
崇祯冷笑。不悦？恐怕不止是不悦。
果然，下午，弹劾钱谦益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有弹劾他“结党营私”的，有弹劾他“诗文谤讪”的，甚至有人翻出二十年前的旧账，说他主持乡试时“取士不公”。
与此同时，为钱谦益辩护的奏疏也不少。双方在文字上激烈交锋，互相攻讦，把朝堂变成了战场。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大明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候——陕西饥荒，人相食；河南流寇，破州县；辽东清军，虎视眈眈。
崇祯看着这些奏疏，忽然觉得无比荒谬。他的臣子们，不去想如何赈灾，如何剿寇，如何御敌，却在为一些陈年旧账、门户之见吵得不可开交。
“传杨嗣昌。”他忽然道。
七月初三，督师辅臣杨嗣昌从前线赶回北京。
这位被崇祯寄予厚望的能臣，如今也是焦头烂额。在乾清宫西暖阁见到皇帝时，他跪地请罪：“臣无能，剿寇不力，请陛下治罪。”
崇祯亲自扶起他：“爱卿辛苦。前线情形如何？”
杨嗣昌苦笑：“李自成跳出商洛山后，聚众数万，流窜陕豫之间。臣调左良玉等人围剿，然诸将各怀心思，不肯用命。有的要粮要饷，有的要官要爵，还有补充兵员……互相掣肘，剿寇难成。”
“粮饷呢？”
“户部拖欠三月，将士怨声载道。”杨嗣昌压低声音，“臣听闻，不是户部无银，而是……温阁老有意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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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脸色一沉：“为何？”
“温阁老与臣父杨鹤有旧怨。”
杨嗣昌直言不讳，“当年臣父任三边总督，主抚失败下狱，温阁老曾落井下石。如今臣督师剿寇，温阁老自然……”
又是党争！连剿寇大事，都要受党争影响！
崇祯强压怒火：“你需要什么，直接奏朕。朕让内帑拨银。”
“谢陛下。”杨嗣昌犹豫片刻，“还有一事……河套李健，陛下如何处置？”
提到李健，崇祯心情复杂。那个在奏疏中恭顺，在实际上割据；那个能大败清军，却不受节制的都督。
“你以为呢？”
“臣在河南，闻河套事甚详。”杨嗣昌谨慎措辞，“李健确有不臣之举，然其治下安定，兵强马壮，又能破虏。当此多事之秋，不宜再树强敌。臣以为……当行羁縻之策，加官晋爵，稳住他。待中原平定，再作计较。”
这番话，与温体仁的建议不谋而合。但崇祯听出了区别：温体仁是想“以汉制汉”，让李健与流寇互相消耗；杨嗣昌则是真心想稳住北方，专心剿寇。
“朕已封他为五府总督。”崇祯道，“但他要的，恐怕不止这些。”
“他要的，是河套。”杨嗣昌一针见血，“陛下给他，他便暂时安稳；不给他，他也会自己取。既如此，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至少名义上，他还是大明的臣子。”
崇祯沉默良久。作为皇帝，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这口气，实在难咽。
“你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