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佛郎机炮两门，箭矢、火药若干。行军时运载物资，驻营时首尾相连即成车阵。
二月初十，第一次实战演练。
模拟敌军由高杰率领的五千步兵扮演，他们据守一处丘陵。李定国指挥的三千“车骑混成旅”缓缓推进至丘陵前一里处。
“结阵！”
命令下达，五十辆战车迅速展开，车头向外围成圆形车阵。士兵们将车辕卸下，插在地上形成简易栅栏；火铳手在车后列队，弓弩手上车；骑兵则藏于阵心。
“敌”军开始冲锋。五千步兵如潮水般涌来，但在车阵前百步处，遭遇了第一波打击——火铳齐射。
虽然演练用的空包药，但声势骇人。按规定，中弹者需倒地退出。第一轮齐射，“伤亡”近五百。
步兵继续冲锋，进入五十步时，车上的弓弩手开始射击。同时，战车上的小型佛郎机炮“开火”——其实是点燃爆竹模拟炮声。
当“敌”军终于冲到车阵前二十步时，已经“伤亡”过半。就在此时，车阵突然打开三个缺口。
“骑兵——出击！”
曹变蛟一马当先，三百骑兵如利箭般射出。他们不正面冲阵，而是从两翼包抄，用骑弓射击“敌”军侧后。本就混乱的步兵阵型彻底崩溃，开始“溃退”。
演练结束，裁判判定：防守方“伤亡”三千七百人，进攻方“伤亡”仅二百余人——大多是骑兵冲锋时自己摔伤的。
虽然只是演练，但战术的可行性得到了验证。李定国在总结中写道：“车阵如龟壳，骑兵如利爪。敌攻则缩壳固守，敌疲则伸爪撕咬。此法可弥补我军骑兵新练之不足。”
二月十五，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墙上的兵力部署图已经更新：总兵力十万，分为五大系统。
“火器部队扩充至一万人。”李健指着地图，“李定国任主将，曹变蛟为副。下设三个燧发枪营、两个火炮营、一个工兵营。燧发枪营装备新式线膛枪，火炮营以佛郎机炮为主，工兵营负责构筑工事、埋设地雷。”
“步兵七万五千，高杰、贺人龙分领。”
他继续道，“高杰部四万，驻防东线，防御榆林方向；贺人龙部三万五千，驻防西线，兼领‘营救队’。”
提到“营救队”，众人神色一肃。这是李健亲自设立的秘密部队，专门营救那些在原有历史中悲剧收场的忠臣良将。卢象升、孙传庭……这些名字，都是李健安排营救队目前重点关注的对象。
“骑兵两万，分作两部。”李健看向李定国和曹变蛟，“李定国领一万，为战略骑兵，执行长途奔袭、断敌粮道等任务；曹变蛟领一万，为战术骑兵，配合主力作战。”
最后是曹文诏的部队：“曹将军领两万五千民兵，负责河套内部防卫、治安巡逻、屯田护耕。同时组建‘安全司’，专职反谍、肃奸、情报搜集。”
十万大军，听起来规模惊人，但李健清楚其中虚实：真正能野战的精锐不超过五万，其余多是屯垦兵、守备兵，还未经历过大战。但即便如此，这已经是崇祯朝除辽东边军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更关键的是，这套军事体系与明朝卫所制截然不同。它层级清晰，分工明确，指挥统一，而且——完全听命于李健一人。
会议结束前，李健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从本月起，全军推行‘教导队—士兵委员会’制度。”
这是对教导队制度的深化。每百人设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产生，有权监督伙食、检举不法、提出建议。教导员兼任委员会书记，但不干涉具体事务。
“要让士兵知道，”李健强调，“他们不是为某个将军打仗，不是为粮饷打仗，而是为自己、为家人、为脚下的土地打仗。”
二月十八，格物院内灯火通明。
方以智铺开宣纸，研墨执笔，李健在室中踱步，口述一封封特殊的书信。这些信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