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北京城笼罩在年关将近的忙碌与肃杀之中。户部大堂内，炭火熊熊却驱不散刺骨的寒意。
户部尚书侯恂面色凝重地翻阅着一叠厚厚的账册，手指在纸页上无意识地敲击，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心上。
“两淮盐课，积亏二百三十八万七千五百两。”侍郎王鳌永的声音低沉而疲惫，“这是崇祯六年以前的旧欠。六年至今，新欠尚未完全统计，但估计……不少于二百万。”
账册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淮盐课税，自天启五年的七十万两，如滚雪球般逐年加增：崇祯三年一百二十一万，四年一百三十万，六年一百五十六万，到八年已达二百万两。这些数字背后，是盐商日益沉重的负担，是盐户日渐艰难的生计，也是大明财政日益枯竭的写照。
“各巡盐御史的呈报都在这儿了。”王鳌永将另一叠文书推上前，“扬州御史周堪赓报：盐商逃亡二十七家，欠课八十四万两；淮安御史金光辰报：盐场灶户逃亡过半，年产不及往年六成；浙江御史……”
“够了。”侯恂抬手制止，闭上眼睛揉了揉太阳穴。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三年，三年前接任时国库尚存银八十万两，如今……他不敢细算。
“陛下那里，总要有个交代。”他睁开眼，眼中布满血丝，“拟个条陈吧：一，严追旧欠，命各巡盐御史限三月内完解；二，拖欠官员，按《大明律》‘钱粮考成’条例议处；三……暂停崇祯十年加征。”
最后一句，他说得异常艰难。辽东、剿饷、练饷，三饷加征已成定例，每年近两千万两的额外支出，全靠这些加征。暂停？谈何容易。
王鳌永苦笑：“大人，杨嗣昌那边编了十张网……正催着明年剿饷的银子呢。陕西、河南等地战事吃紧，洪承畴、孙传庭的奏报您也看了，士兵欠饷已逾三月，再不拨银，恐生兵变。”
沉默在堂中蔓延。窗外飘起细雪，落在庭院枯枝上，簌簌作响。
良久，侯恂叹道：“那就……加征照旧，但准予盐商以粮抵课。如今北方粮价腾贵，一石米值银二两，若准他们运粮至边镇充饷，按市价折算盐课，或可两便。”
这是饮鸩止渴，他知道。盐商运粮，必然抬高粮价，苦的还是百姓。可不如此，眼前的关就过不去。
条陈拟好，用加急奏本送往宫中。侯恂望着侍郎离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阵无力感。这个户部尚书，他越来越当不下去了。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盛京，却是另一番景象。
皇宫崇政殿内，炭火烧得正旺，将初冬的寒意完全隔绝在外。皇太极端坐御案后，面前摊开一份新拟的官制章程。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三位汉臣分坐两侧，恭候垂询。
“汉军旗扩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皇太极缓缓念出章程要点，“然旗色仍按满洲八旗之例，分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色。”
范文程躬身解释：“陛下，如此安排有三利：其一，汉军扩编，可收更多汉人降卒，壮大兵力；其二，沿用八旗色号，示满汉一体，消弭隔阂；其三，内部仍按满洲制度管理，不致生乱。”
“人选呢？”皇太极问。
“正黄旗固山额真，拟以马光远充任。此人原为明军参将，松锦之战降我，作战勇猛，且通汉文，可掌文书。”宁完我递上一份名录，“镶黄旗，宜用石廷柱。其父石国柱原为明千总，天命年间归附，乃我朝老臣……”
皇太极细细听着，不时点头。这份名单显然经过精心斟酌：既有早年归附的汉军老将，也有新近投降的明军军官；既有辽东本地汉人，也有关内投诚者。平衡之道，深谙其中。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他突然问道，“如何安置？”
殿内气氛微凝。这三位原为明军将领，崇祯四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