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地银。许多头目都眼红，只是暂时抽不出手。”
陈秀才顿了顿，“更危险的是朝廷。山西按察司已经行文，称新家峁‘聚众数十万，恐成第二个延安贼’。”
“第二个延安贼？”李健皱眉。崇祯初年，王嘉胤在延安聚众造反，震动朝野。
“正是。”陈秀才点头，“朝廷现在忙于剿灭河南流寇，暂时无暇北顾。但一旦河南战事稍缓，必会调转枪头对付您。到时候，要么是招安，要么是剿灭。”
李健沉默良久，起身深鞠一躬：“谢先生指点。不知先生以为，李某该如何应对？”
陈秀才扶起李健，缓缓道：“九字真言：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是当年朱洪武成功的道理。您现在做的，正是前两者。但‘缓称王’最难——您必须有足够实力自保，却又不能过早暴露野心。”
他走到墙边地图前，指着黄河：“第一步，巩固黄河防线。那些烽火台修得好，但还不够，需要在险要处筑堡。第二步，打通与山西的贸易通道，用您的铁器、布匹换粮食。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您需要‘名分’。”
“名分？”
“对。”陈秀才目光灼灼，“要么接受朝廷招安，有个正式官衔，哪怕只是虚职；要么……就得有足以让朝廷忌惮的实力。现在您两头不靠，最是危险。”
这次谈话持续到后半夜。李健送走陈秀才后，独自登上黄河烽火台。春寒料峭，河面上的冰凌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远处，难民营地星星点点的灯火，像大地上散落的星辰。这二十三万人，是希望，也是负担；是力量，也是风险。
尽管压力巨大，但难民潮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详细的登记甄别中，新家峁发现了大量人才：
铁匠四十七人，其中三人曾是军器局的匠户，会打造火铳；
郎中二十一人，包括两个外科高手——他们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处理刀伤箭伤的经验比太医院的御医还丰富；
各种工匠一百三十余人，涵盖木工、瓦工、石匠、编织、制陶等十几个门类；
识字者三百多人，虽然多数只是粗通文墨，但已经是宝贵的基层干部苗子；
更难得的是，难民中有七个前明军军官，职位从把总到千总不等，懂练兵、懂筑城、懂阵法。
李健如获至宝。他立即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人才安置与培养方案》：
铁匠全部编入军工坊，由方以智亲自指导，改进武器生产流程；
郎中编入医疗体系，不仅在难民营巡回医疗，还选拔年轻难民学徒，培养医护队伍；
工匠按其专长分配到各工坊，同时要求他们每人都带学徒，带的越多，奖励越丰厚；
识字者经过简单培训后，充实到四司一院的基层岗位，特别是议政司的仲裁所和文宣司的宣传队；
前军官则打散安置到军队，协助李定国训练新军。
最让李健惊喜的是难民中涌现出的组织人才。一个叫周大山的前河南里长，在难民营中自发组织同乡互助，将两千多杞县难民管理得井井有条；一个叫孙秀娘的中年寡妇，在妇女中威信极高，调解纠纷、组织女工，能力不输男子。
李健破格提拔周大山为第五中转营地的“团正”，孙秀娘为妇女工作队队长。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举动，在难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只要你有本事，在新家峁就有出头之日！”这句话成了难民中最流行的口号。
三月中旬，春耕正式开始。这是对新家峁最大的考验——既要保证原有土地的耕作，又要组织难民开垦新地。
李健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实行“军民屯垦一体化”。将难民中的青壮与民兵混编，组成十个“屯垦大队”，每队两千人，划片包干。白天耕作，晚上训练。
开垦的土地，第一年免租，产出按“三三四”分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