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字旁画着织机。更妙的是每课后的“实用句”：“今年麦收三石”、“借粮二斗秋还”、“工钱每月八钱”——都是生活中最常用的话。
王石头是第一批报名者。这个农业司总办，认字却是大老粗。第一堂课，他捏着毛笔如握锄头，写出的“人”字歪歪扭扭，惹得满堂哄笑。教课的年轻先生不敢笑，耐心地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一撇一捺，互相支撑，这便是‘人’。”
三个月后，王石头已经能磕磕巴巴地读农事历了。半年后，他能自己记简单的账目。如今，他不仅自己能读写，还在农业司组织了“干部扫盲班”，要求所有农事负责人必须识字五百以上。
“以前看文书，得求账房先生，人家念啥是啥。”一次扫盲班分享会上，王石头感慨，“现在自己看，白纸黑字，谁也糊弄不了。上个月李家坝报上来亩产数据，我一看，不对，这数比往年高了三成却无天时地利支撑。下去一查，果然是管事的想多领奖励虚报了。”
台下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许多人点头——他们也有类似经历：因为不识字，卖粮被坑过斤两，借钱立不了字据，甚至官府贴的告示都看不懂。
到腊月底统计，联盟十五岁以上成人的识字率（标准是能读写五百常用字）达到了四成二。其中男子识字率五成三，女子识字率两成一——这后一个数字，若是传到大明其他州县，足以惊世骇俗。
要知道，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女子识字率也难超一成，而陕北这种边陲之地，以往识字率怕是不足百分之五。
每月望日午后，中央集市东北角的“说书场”便会变身为“实学讲座”的讲堂。这是黄宗羲的倡议：“学问不当锁于书院，当播于市井。”起初有人质疑：贩夫走卒，听得懂这些？
第一场讲座，杨文远讲“云雨之变”。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水汽上升成云、遇冷凝雨的道理，还用铜盆烧水、用冰铁片演示凝结过程。
台下黑压压坐了五六百人，有挑夫蹲在扁担上，有农妇抱着孩子，有工匠手里还拿着未完工的零件。开始时窃窃私语，到后来鸦雀无声，最后爆发出惊叹：“原来不是龙王爷打喷嚏啊！”
第二场，韩铁匠讲“铁为何硬”。他带来不同含碳量的铁块，现场演示淬火、退火，解释碳原子如何改变铁的结构。讲到精彩处，他举起一把新打的钢刀，一刀劈断三枚铜钱：“这便是格物之力！”
第三场，王石头讲“种子为什么要选”。他带来饱满的麦穗和干瘪的麦穗，切开对比，讲解胚芽、养分的区别。更带来放大镜——这是玻璃坊的新产品——让前排观众亲自观察。
第四场，刘郎中讲“病从口入”。他现场演示如何用沸水消毒、如何辨别腐败食物，还教了几个简单的急救法：噎食时的背部叩击、止血的按压要点。
每次讲座，说书场都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站着听完两个时辰，腿麻了也不肯走。讲座后的问答环节最是热闹，问题千奇百怪：“韩师傅，铁烧红了为啥是红的不是绿的？”“杨先生，冬天为啥打雷少？”“刘郎中，人被疯狗咬了真会学狗叫吗？”
这些问题，杨文远他们都会认真解答，实在不懂的，便如实说“尚未查明”，承诺下回研究。这种态度，反而赢得了更多信任。
“民智之开，如晨光破晓。”黄宗羲在一次讲座开场时说，“往日百姓见打雷，便跪拜雷公；见生病，便求神问卜。非其愚也，实乃无人告之以理。今我等在此，非为炫耀学识，实为播撒真知。一人明理，便少一分愚昧；万人明理，则减十分乱象。”
讲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农人开始观察云相，尝试预测天气；工匠琢磨改进工具，有人甚至发明了简易的“卡尺”；妇人更加注意饮食卫生，小儿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