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峁还沉浸在浓重的夜色中，中央集市却已提前醒来。这座占地数百亩的巨型市场，是联盟用几年时间在塬顶平地上建起的奇迹：东临乌龙川码头，西接官道枢纽，南北各开三道辕门，四十八个专业区如棋盘般铺展。
此刻，辕门外等待入场的车马排成了三条长龙，车辕上悬挂的马灯在秋风中摇曳，连缀成三条蜿蜒的光带。
“粮车八十辆，自李家坝来——”
“布匹商队，榆林府到——”
“铁器坊送货，北区三号门入——”
守门吏的唱名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车轴吱呀、马蹄嘚嘚、挑夫号子，汇成一部黎明前的贸易交响。
市场内，两千盏灯笼早已点亮，悬挂在每条通道上方的横索上，远远望去如同倒悬的星河。
伙计们正忙着卸货、铺摊、挂幌：粮食区的粮囤如小山隆起，麻袋上用工整的隶书写着产地与品级；布匹区的彩布如瀑布垂挂，晨曦未至，已见锦绣斑斓；铁器区的货架森然排列，犁头、镰刀、铁锅在灯光下泛着冷冽青光。
卯时正，市场中央三丈高的钟楼敲响开市钟。钟声浑厚，在黄土塬上荡开层层声浪。钟楼下，那块一丈见方的松木公示牌前，物价员王老七清了清嗓子。
这个五十出头的老账房，三年前还在延安府街头摆摊代写书信，如今却成了集市上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他展开手中的黄纸告示，用带着浓厚陕北口音的官话高声宣读：
“十月初一，朔日开市，指导价如左——”
“上等冬麦，每石一两二钱；中等粟米，每石九钱；新米，每石一两五钱……”
“三梭棉布，每匹八钱；细麻布，每匹六钱；新出‘霁蓝’彩布，每匹一两二钱……”
“三寸铁犁头，每个三钱；钢镰，每把五分；五斤铁锅，每个二钱三分……”
“活羊每只六钱，生猪每百斤四两，鸡蛋每百枚三钱……”
每报一项，周围便响起一片算盘声、低语声、笔记声。这是顾炎武设计的“物价公示制”运行的第二年。
每日开市前，商业司根据昨日成交价、各仓库库存、生产成本、乃至气象站对收成的预测，计算出当日“指导价”。
虽不强制交易，但已成集市公认的基准——偏离太多，要么卖不出去，要么被质疑货品质量。
人群中，一个山西口音的商人摇头：“这麦价，比太原还高三钱。”
旁边的本地粮商笑答：“可咱们的麦子，出粉率比太原麦高三成。您细算算？”
那人掏出随身算盘噼啪一打，眼睛亮了。
辰时初，商业司主管李明开始每日例行巡视。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曾是最早的贸易小组成员之一，崇祯五年冬天，他带着五辆粮车、两个伙计，冒雪到山西换盐，差点冻死在黄河冰面上。
如今，他管理着一个年贸易额超百万两的商业网络，手下有正式职员过百、临时雇员过千，控制的商路遍及秦晋陇蜀。
他今日穿着青色棉布长衫——这是联盟官员的标准常服，只在袖口绣了一道银线，标示品级。
身后跟着两名书记员，一人捧账簿，一人持木匣，匣内是今日待批的契书、路引、货单。
刚走到布匹区，管事赵二匆匆迎上：“李主管，山西太原府‘广源号’的王老板到了，要订一千匹‘暮霞红’，但压价压得狠，只肯出八钱一匹。”
李明脚步不停：“人在哪儿？”
“在贵宾室候着。”
“带路。”
贵宾室设在市场东南角的二层小楼，窗外可见乌龙川码头上船只往来。王老板是个典型晋商模样：四十多岁，圆脸微胖，眼睛细长，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翡翠戒指。
见李明进来，他起身拱手，笑容满面：“李掌柜，半年不见，气色越发好了！”
两人分宾主坐下。丫鬟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