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要供剿饷，江南的粮要养辽兵，哪里还有余力顾陕北？但这些话他不能说，只能委婉道：“漕运艰难，沿途损耗甚大……”
“朕知道！”崇祯疲惫地揉着太阳穴。他登基短短几年年，鬓角却已有了白发。这几年来，天灾、人祸、边患、内乱，没有一天消停。
他自认勤政，每日批阅奏章到深夜，减膳撤乐，不近女色，可为什么这江山还是一天天烂下去？
“高迎祥，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等现在到哪儿了？”他换了个话题。
“回皇爷，已窜入河南汝宁府。”王承恩赶紧回道，“洪承畴、卢象升正率军围剿，但流寇狡猾，时分时合，难以聚歼。”
“加饷！加兵！”崇祯咬牙，“告诉洪承畴，三个月内不平贼，朕换人！”
“是。”王承恩应下，心中却知道，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剿饷已加到每年二百八十万两，朝廷的国库早就空了，这些银子大多是从百姓牙缝里抠出来的。而越加饷，百姓越活不下去，投贼的人就越多——这已成了死循环。
退朝后，崇祯独自坐在龙椅上，望着殿外阴沉的天。崇祯六年二月的北京，春寒料峭，殿角的冰凌还没化尽。他突然想起昨天看到的一份密报——不是关于流寇，也不是关于边患，而是关于陕西一个叫“新家峁”的地方。
那份密报是东厂递上来的，说那里聚集了近万流民，自耕自织，自练民兵，甚至自造钱币，俨然独立王国。
按说这等事该严剿，可密报里又说，那里“田畴井然，市廛繁荣，民有饱食，幼有所教”，与周边饿殍遍野的景象判若两个世界。
崇祯当时把密报扔到了一边——一个小小的土峁，不值得他分心。可现在，在陕西巡抚上报的奏疏和流寇的军情之间，那个“新家峁”的影子又浮上心头。
“若天下皆如此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随即被他狠狠压下。他是大明天子，岂能羡慕一个山野村夫治下的小土峁？
但他不知道，那个“山野村夫”此刻正在做的事情，或许比他的圣旨更能决定这片土地的命运。
新家峁的议事堂里，关于水力工程的讨论正热火朝天。
李健提出的“水力综合利用计划”，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池塘，激起了层层波澜。
王石头第一个跳起来：“李兄弟，春耕就在眼前，壮劳力都去修坝挖渠，地谁种？妇孺老弱可扶不动犁！”
“分期进行。”李健早有预案，“春耕前这一个月，先做勘察设计，准备材料。等春耕结束，五月到七月有两个月农闲，集中人手突击施工。而且修水利本身也是生产——有了稳定水源，下游能多浇两千亩旱地，这笔账划算。”
钱老倔敲了敲烟杆：“钱从哪儿出？建坝要石料、要石灰、要铁件，哪样不花钱？”
“咱们现在有流通券，有物资储备，可以内部调配。”李健让赵小满拿出账本，“钱庄现有粮食储备十六万斤，布九千匹，盐一万三千斤。工程需要的主要是人力，物料大多可以自产。实在需要外购的，用流通券支付，商人们愿意收。”
郑老汉关心的是安全：“坝要是垮了，下游的房、田、人，全得淹。这险冒不冒得？”
“请胡师傅的石匠队精心设计，用青石砌筑，灰浆勾缝。”李健指向坐在角落的老胡，“胡师傅，您说，一丈高的石坝，按咱们的工艺，牢不牢？”
老胡站起身，这个沉默寡言的老石匠说话实在：“只要地基打实，石料砌牢，灰浆饱满，一丈的坝，百年不倒。我祖上修过渭河堰，三丈高的坝，现在还立着。”
吴先生最是支持，他捻着胡须，文绉绉地说：“《淮南子》有云：‘善用水者，以时决塞，以需均调’。李盟主此议，非但利在当代，更是功在千秋。老夫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