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活’、‘开放’。可你到底层一看，到底是个什么章程，红线画在哪里，谁心里也没个准谱！就像这窗外的冰面，看着结实，谁知道哪儿薄哪儿厚？”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强调着问题的严重性：“你们这么搞，又是‘股份制’（这个词他念得有些生涩），又是独立核算，名头还搞得这么响亮——‘醒桦服务社’！这目标是不是太明显了？太招摇了？我担心啊，风言风语很快就会起来！到时候，有人会觉得你们这不是在搞集体互助，而是在搞‘资本主义尾巴’！是在搞变相的‘私人入股’！甚至往上纲上线，说你们是什么‘地下工厂’、‘挖社会主义墙角’！真到了那一步，不仅你们麻烦大了，辛辛苦苦搞起来的摊子要散，连带着厂里，我这个支持你们的厂长，也要跟着担责任，受牵连！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办公室里一时间安静得可怕，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暖气片的“滋滋”声在放大。窗外的阳光似乎也黯淡了几分。李厂长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源于他多年在体制内摸爬滚打的经验和对政策风向不确定性的本能警惕。在这个年代，个人的努力和才华，往往敌不过一顶从天而降的“帽子”。他的警告，如同在热火朝天的计划上泼下的一盆冰水，刺骨而现实。
陈醒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被质疑的慌乱或被吓倒的怯懦。他甚至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等李厂长将所有的担忧和盘托出，让那份沉重的压力在空气中充分弥漫。然后，他才迎着对方审视中带着一丝期待的目光，沉稳地、一字一句地开口：
“厂长，您的担心，我完全理解，而且感同身受。”他首先肯定了对方的立场，语气诚恳，“说实话，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政策风险和可能带来的非议，在我们内部筹备会上，已经反反复复、掰开揉碎地讨论过很多次了。每一个可能遇到的坎，我们都尽可能想到了。”
他略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体也更向前倾了一些，拉近了与李厂长的心理距离，语气变得更加坚定，带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信：“但是厂长，请允许我向您详细汇报一下我们的真实想法。我们搞这个‘醒桦服务社’，绝不是为了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更不是要脱离厂里的领导另搞一套。恰恰相反，我们是想在厂党委和您的大力支持下，摸索一条适合咱们轧钢厂实际情况的、‘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新路子！我们是想为厂里分忧，而不是添乱！”
“哦？”李厂长眉梢微挑，身体不易察觉地坐直了一些，显然对这个新颖且带有官方色彩的提法——“厂办大集体改革新路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顶“帽子”可比“资本主义尾巴”要正得多，也安全得多。他示意陈醒：“厂办大集体改革？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你具体说说看，怎么个新路子法？”
“是的，厂长。”陈醒成竹在胸，知道突破口就在这里。他条理清晰，如同汇报工作般阐述起来，语速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
“厂长，您站在全厂的高度，看得比我们更清楚。您想，咱们厂现在，除了完成生产任务这个核心之外，面临的最大包袱和难点是什么？”他自问自答，伸出了手指：
“第一，是越来越多的职工家属、待业青年的就业安置问题。完全由厂里消化，编制和岗位都有限，压力巨大。推给社会，社会一时也难以完全承接。第二，是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工友们下班后没事干，容易滋生是非，也不利于稳定。光靠厂工会，力量和形式都有限。第三，就是一些‘厂办社会’的职能，比如简单的生活服务、便利供应，完全由厂行政包办，效率低，负担重，而且众口难调。”
他每说一条，就屈下一根手指，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厂长，看到对方微微颔首，显然说到了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