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庄制开始实施后，潘独鳌与周知府带着一批新选拔的吏员，开始在衡阳周边几个乡试点。
过程磕绊难免，有老农对陌生踏勘官的怀疑，有佃户面对直接缴军粮的担忧害怕自己缴了官府的粮食又去缴士绅的粮食，也有士绅宅院中传出的摔杯骂娘声。
但总体而言，反抗多停留在私下抱怨与消极拖延，大规模的武力对抗并未出现，毕竟粮食还没有开始征集，而分润的许诺，让不少士绅在暴怒之后，又陷入患得患失的算计。
新政只是权宜之计是止血的绷带，而非祛病的良药，士绅的怨气在累积，土地的症结依然在那里，这个世界不是刘处直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本质上营庄制还是单纯掠夺，士绅根本得不到什么，如果不想出处理办法，早晚都会暴雷，义军强势的时候他们或许不敢说什么，但一旦陷入困境，那他们就会使劲扯后腿了。
直到李来亨临行前的那番话，让刘处直突然明白了该怎么做。
李来亨临行前说道：“大帅，属下在赣西时与能奇在永宁、永新搞永佃权，起初士绅也是抵死不愿，后来我们换了法子，不光是逼他们，也拉他们一起上船。”
“我们牵线，让当地几个有田的大户，和熟悉商路的兄弟合伙，往广东贩运夏布、药材、瓷器，再从广东运回洋货、海盐、白糖。”
“两趟下来，赚的钱比他们守着几百亩地收租子多得多，尝到甜头后他们对田地看得就没那么紧了，永佃权的事反倒容易谈了许多。”
他最后总结道：“士绅把地当命根子，是因为除了地，他们不知道还能靠什么活，还能凭什么显贵，要是有了更来钱、更体面的路子，地里的那点出产也就成了鸡肋，属下听说广东那边靠海的士绅，早就不靠田租过日子了，家里开着作坊，船队下南洋跟红毛番做生意，一年挣的银子，顶得上几千亩好地数年的收成，那才是泼天的富贵。”
这番话，在刘处直心中盘旋了数日，打破对土地的单一依赖，开辟新的财源……这不正是釜底抽薪吗？若士绅能从工商贸易中获利甚至获利远超田租，他们对土地的执着自会消解，尖锐的人地矛盾也能缓和。
更重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新国家，怎能只指望土里刨食，工商之利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源，或许……这才是跳出几千年治乱循环的死胡同，真正走向富强的路，尽管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已经有更好的替代了，伊里奇和老马他们也批判了不少，不过现在是十七世纪，搞资本主义还是很先进的，总比封建小农来的好。
其实刘处直个人也是反对农民单干的，这样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太弱了随便来一场灾害就能让一户破产继而增加一户流民，但是鉴于生产力原因他也没啥办法，强行搞个公社做集体化生产，那就是取死之道。
深思熟虑后，刘处直做出了决定，他唤来亲兵营营官李虎，递给他一叠精心准备的名帖。
“李虎，你亲自去办，持我的名帖上门拜访那些在衡州府田产超过三千亩的士绅家主，就说刘某不日将在府衙设宴，有关咱们湖广的未来、亦关乎各家切身福祉的要事相商，敬请拨冗光临。”
“记住，态度务必客气，礼数务必周到，要把请字做实，他们若有疑虑你可稍加透露来此绝非为难之事，乃是共谋生财共赢之途。”
李虎领命，带着一司亲兵分头出发，一时间衡州府境内那些高墙深院、平时对义军敬而远之的士绅宅邸，陆续迎来了这批特殊的客人。
惊讶、怀疑、揣测、不安……种种情绪在士绅圈中弥漫，有人觉得是鸿门宴，吓得称病推脱，有人慑于刘处直的威势，不敢不来，也有人从李虎透露的只言片语中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怀着复杂的好奇心应下了邀请。
七月中旬，一个暑气稍褪的傍晚，衡州府衙后花园的露天会客厅中，华灯初上，水榭临池而建，晚风带着荷香，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