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群体思维” 场景中，如果个体身份依然存在，情况也同样棘手。比如，有 20 个人共享一个 “公共意识”—— 他们可以交换记忆，进行心灵交流，但本质上仍然是独特的个体。或许他们的记忆共享并不完全，所以没有完全融合成一个单一的人格。
这 20 个人中有一个人添加群体是因为他有易怒的问题，他认为添加一个松散的群体思维有助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一天，他通过群体思维感知到，他的一个 “心灵伙伴” 受到了虐待，这一感知触发了他的愤怒，于是他杀死了那个施暴者。
单看这个事件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现实生活中，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的一个朋友向你讲述了自己遭受犯罪侵害的经历，你出于替朋友复仇的心理，去找施暴者算帐 —— 朋友并没有要求你这么做，所以朋友是无辜的，而 “复仇” 这一动机或许可以作为量刑时减轻处罚的情节，但谋杀行为本身依然是存在的。
然而，如果涉及到 “共享记忆”，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比如，如果有人攻击我，我出于自卫杀死了他，这属于正当防卫；但如果我在攻击结束后还去追杀他，那就构成了谋杀。在争吵过程中开枪杀人，与走到车里拿出枪再回来杀人，这两种行为的性质也不同 —— 后者涉及 “蓄意谋杀”。
但是，如果你的 “群体思维伙伴” 一直在脑海中清淅地盘算着 “想要杀死那个人”，而且这种想法还 “渗透” 到了你的脑海中，那么情况就变得可疑了：你到底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犯罪，还是受到了群体思维的影响？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法官来说，要对这类案件做出判决，都将是一场噩梦。我曾经和我的一个法官朋友探讨过类似的问题 —— 她以善于思考这类深奥的问题而闻名。听完我的想法后，她只是笑了笑，说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判决。
法律和科幻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概念和难题，但我觉得这些概念和难题在科幻 genre（类型）中往往被忽视，或者被处理得过于简单化 —— 这无疑是一种浪费。我认为，“谁是凶手” 这类谋杀题材在科幻作品中确实很受欢迎，但关于 “审判过程” 的描写却少之又少。
再回到之前的设想：我去看医生，得到了一个糟糕的诊断结果 —— 我得了癌症，而且是恶性的，最多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第二天醒来时，有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是 2100 年了。原来，最初的那个 “我”（即患病的我）做了一次记忆转移，原本计划在 “新的我”（克隆体或被存储起来的我）成长或在休眠状态中等待时，不断更新记忆，直到他（最初的我）死亡。但后来他们发现，“新的我”（克隆体）存在一个致命的基因缺陷。于是，最初的我就把 “新的我” 冷冻起来，直到他们找到治愈基因缺陷的方法。
后来，最初的我变得非常愤怒，大约一年后，他开枪杀了人，之后在与警察的枪战中死亡。
现在的我（解冻后的克隆体）并没有那些杀人的记忆，但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仅仅删除犯罪记忆，甚至删除犯罪动机，并不一定能让一个人变得无辜。
但我们假设你现在认为 “我是无辜的”。那么，如果他们找到一个 “黑盒子”，里面存储着最初的我直到死亡前的所有记忆 —— 如果现在的我是无辜的，那么我们能否说，一旦我将这些记忆下载到我的大脑中，我就会变得有罪？如果这些记忆真的会让我变得有罪，那么是不是任何下载了这些记忆的人都会变得有罪，无论这种下载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就象之前那个 “被孩子父亲绑架的乘客” 的案例一样：记忆的转移是自愿还是被迫，这本身是另一个犯罪和问题，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