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临舟与吴雄飞在京州市委博弈时，燕京中组部与国资委也正在角力。
燕京，国家委大楼，第三会议室。
与会人员的人员只有三位，但都是咳嗽一声，绝大部分官员都要抖三抖的大佬。
张振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企业改革局局长。
周秉义中组部副部长，干部五局局长。
吴思远中央编办三司司长，负责经济部门机构设置。
会议室窗明几净，但茶香掩盖不住话语间的锋芒。
张振国指节轻叩着桌面上的方案稿，率先开口道。
“诸位同志，统一认识是前提。
设立‘国企职工权益保障局’，是回应社会关切、完善治理的必要举措。
我们国资委的意见很明确，接受中组部的提议。
但要求机构必须设在国资委体系内，实行以垂直管理为主、地方协管为辅的双重领导。
具体而言，省局局长由总局提名考察，地方有推荐权，但任免权在总局。
这是确保其能超脱地方利益，真正为国履职、为职工负责的根本保证。”
张副主任略微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道。
“就象纪检监察和反贪系统一样，独立性是有效性的生命线。
我们不能设一个一开始就可能被‘协调’掉的机构。”
张副主任还是想抓住主导权，这就是前几次商议的重要分歧。
但多省地方省委的意见，是中组部必须考虑的重要立场。
周秉义缓缓旋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调开口。
“振国主任的担忧，我们充分理解。但‘独立性’不能脱离‘有效性’空谈。
事情发生在地方，矛盾化解在地方，机构若不能深度融入地方治理体系，恐怕会水土不服，甚至形成新的‘两张皮’。”
说着，他调出一份数据图，投影在屏幕上。
“大家看，近三年涉及央企子公司的重大劳资纠纷，87的初期调解和事态稳控是由地方人社、信访、公安乃至街道完成的。
吴思远适时插话，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道。
“编制层面也需要考量。
完全垂直管理，意味着从总局到省局一套独立的人、财、物体系，编制压力巨大，与当前精简、高效的原则也不完全吻合。
地方的编制池子和管理经验，是现实资源。”
张振国依然不为所动，依旧坚持道。
“编制和磨合问题可以克服。但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如果省局局长由地方主导任免，他的考核升迁主要系于地方。
那么当维护职工权益触及地方重要税源、影响gdp时，他还能坚持原则吗？过去有许多的教训案例。”
周秉义等的就是这句话，再度开口，语调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加重了分量。
“说到案例教训，振国主任，我们最近都高度关注一个典型案例——汉东省京州能源事件。”
会议室空气骤然一凝，三方随身记录员笔都是一顿。周秉义略微停顿，继续道。
“京州能源一家央企三级子公司，因为经营困境引发大规模职工上访，震动地方。
而追根溯源，其困境与数年前一笔高达四十七亿元的煤矿资产收购案有关。
这里是否存在决策失误、甚至其他问题，目前正受到广泛关注。”
周部长没有用“腐败”“违规”等定性词，但“四十七亿”这个数字和“广泛关注”这个表述，在此刻的语境下，比任何指控都更有力量。
“这个案例，恰恰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现有的、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监管体系，为何未能及早预警和阻止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问题最终在地方爆发、由地方承受压力时，地方却缺乏足够的制度性权力进行前置干预和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