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的‘生态型’品种（右边），根系深而密集，而且——注意看——不同植株的根系会相互连接，通过根尖的菌丝桥。”
延时影像显示，当某株小麦受到干旱胁迫时，它通过根系连接向相邻植株发送某种信号，相邻植株会增加水分吸收并分享给受胁迫的植株。
“这不是新发现，”伊戈尔说，“植物确实会通过菌丝网络交流。但我们的数据表明，这种交流的效率与土壤中某些矿物质的含量相关。特别是在含有Ω物质微粒的土壤区，植物间的信号传递更快、更精确，仿佛信息‘通道’的质量更好。”
他们还在实验：在特定扇区，向土壤中添加微量的Ω物质粉末（从涅留恩格里样本中提取）。些扇区的小麦表现出：
“就像Ω物质增强了植物的‘集体智能’，”伊戈尔推测，“或者说，植物本来就有某种分布式智能，Ω物质作为信息介质，让这种智能运作更高效。”
这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可能性：农业可以不是对抗自然，而是与自然网络合作。通过优化作物与Ω网络的连接，我们可以减少化肥农药，提高生态韧性，同时维持甚至增加产量。
驯化的“记忆伤痕”
但驯化也有黑暗面。伊戈尔带我参观巴尔瑙尔农业博物馆，那里展示了小麦从野生到驯化的完整历史。
“每一次驯化都是一次基因记忆的截断，”伊戈尔指着一排小麦穗标本，“野生一粒小麦的穗容易脱落，种子随风传播——这是自然的传播策略。人类选择了穗不易脱落的突变体，方便收获。但这也意味着，小麦失去了自主繁殖的能力，永远依赖人类。”
他展示了基因分析数据：现代小麦品种的基因组中，与抗病、抗逆、适应多变环境相关的基因，比野生祖先少了30-50。驯化过程无意中筛选掉了许多“无用”但可能重要的基因。
“更微妙的是，”伊戈尔压低声音，“我们认为驯化不仅改变了作物的基因，也可能改变了作物与Ω网络的连接方式。野生植物通过复杂的根系和种子传播，与大面积的土地‘对话’。驯化植物被限制在小块农田，年复一年种植，可能形成了局部的、重复的信息模式，就像坏掉的唱片卡在同一个音轨。”
他给我看了一组土壤微生物数据：连续种植单一作物的农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显着下降，而且微生物群落的代谢模式变得单调。
“这可能不只是化学问题，”伊戈尔说，“也可能是信息问题。单调的作物发送单调的信息给土壤和网络，导致土壤生态系统的‘信息营养不良’。”
这为农业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思路：不仅要恢复作物多样性，还要恢复信息多样性——通过轮作、间作、甚至引入特定频率的声波或电磁刺激，让农田向Ω网络发送更多样、更丰富的信息。
“驯化者也被驯化”的循环
在巴尔瑙尔的第四天，伊戈尔带我见了一位人类学家，安娜，她研究农业社区的文化演变。
“驯化是双向的，”安娜说，“当人类驯化小麦时，小麦也驯化了人类：我们被迫定居、发展日历、建立储存系统、甚至发展出税收和国家。小麦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结构、饮食习惯、甚至思维方式。”
她展示了考古证据：最早的小麦驯化地区（新月沃土），在驯化开始后几百年，人类头骨容量出现了微妙变化——负责计划、存储、延迟满足的脑区似乎更发达了。
“小麦‘选择’了那些能够为未来规划的人类群体，”安娜说，“就像我们选择了不易脱粒的小麦，小麦选择了有长远思维的人类。”
这种双向驯化延续至今：现代工业农业塑造了全球食品体系、劳动力分工、甚至气候变化政策。而人类，反过来被这个体系塑造——我们习惯了廉价食物，失去了与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