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的六个月刑期，终於在冬日的寒风里熬到了头。
出狱那天，天空阴沉沉的，飘著细碎的雪沫。谭玉兰早地揣了两个捂在怀里的、已经凉透了的杂麵窝头，带著依旧沉默瘦小的易继军，一路拉到了监狱门口。
厚重的铁门“哐当”一声打开，易中海佝僂著身子走了出来。
他身上的灰蓝色劳改服洗得发白，单薄地贴在身上，脸颊凹陷，眼窝深陷，头髮花白了大半，短短半年，仿佛又老了二十岁。
易中海眯著眼，適应著外面晦暗的光线，直到看清板车旁的谭玉兰和紧紧抓著她裤腿、眼神怯生生的易继军。
“回来了。”谭玉兰的声音乾涩，带著哭腔，却又强忍著。她上前想扶他，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易中海没应声，目光落在易继军身上。孩子比半年前更瘦了，小脸冻得发青，头上还隱约能看见当初贾张氏推搡留下的疤痕。
看见易中海看自己，易继军立刻把脸埋进谭玉兰的腿后，只露出一只眼睛，警惕又陌生地打量著这个“父亲”。
易中海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终究没说什么，一家三口沉默地回到了南锣鼓巷，回到了聋老太太那间拥挤不堪的耳房。
屋里的景象比易中海想像的还要糟。不到十平米的房间，用破布帘子勉强隔出两块地方。聋老太太蜷缩在靠里的小炕上，咳嗽声不断。
聋老太太年纪大了，最近生了病，一直都没有见好。
街道办的那工作，她也有一阵没去了。
不去就没钱，现在聋老太太就靠谭玉兰纳鞋底的活挣的钱能解决一下肚子，就这样 还要省点吃
往后的日子，艰难得让人喘不过气。易中海的工作没了，背著“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哪个单位都不敢要他。街道办那边，刘凤英主任倒是按照政策，给他登记了“社会閒散人员”，偶尔有些掏粪、清理沟渠之类的临时活计，也会优先考虑这类“需要改造”的人。钱少，活脏累，还时常被人指指点点。
谭玉兰则接了些纳鞋底的零活，从早忙到晚，手指磨出血泡，也换不回几个钱。
聋老太太的药不能断，易继军的身体也需要营养，可家里常常连棒子麵粥都喝不稠。
而四合院里，早已物是人非。贾家彻底散了，房子空了，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地方。中院何家，却是另一番红火景象。
傻柱和文慧兰的儿子已经能满院子跑了，虎头虎脑，见人就笑。
何大清的二儿子，都能去读书了。
易家如今的惨状，和何家的兴旺，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这份对比，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易中海日渐扭曲的心里，也扎在一直未能完全放下过往恩怨的聋老太太心上。
又过了两个月，聋老太太的身体越发不好了，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痰里带著血丝。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可心里那口气，始终咽不下去。
她恨贾张氏，恨她把易家逼上绝路；她更恨傻柱，恨这个她曾经寄託了养老希望、如今却过得比她好千百倍的“不孝孙子”。
这天下午，阳光难得地好了一些。聋老太太硬撑著起来，拄著拐棍挪到门口晒太阳。正好看见文慧兰带著儿子在院子里玩皮球。孩子咯咯笑著，追著球跑，不小心把球踢到了聋老太太脚边。
文慧兰连忙走过来，笑著对儿子说：“快，把球捡回来，跟邻居说对不起。”
孩子乖巧地捡起球，仰著小脸，奶声奶气地说：“对不起。”
这本来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可聋老太太看著孩子红润健康的小脸，身上乾净暖和的棉袄，再想起自家小军面黄肌瘦、瑟缩畏缩的样子，一股邪火“噌”地就窜了上来。
她没接孩子的话，反而用那双浑浊的老眼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