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阳成为敌人，当大海成为牢笼，当每一滴淡水都需要用人命来换——活着，便成了最残酷的战争。
崇祯三十二年四月初七，午时。
太平洋，北纬三十二度，东经一百七十八度。
没有风。
已经整整十八天，没有风了。
海面平整如镜，没有一丝波纹。阳光直射下来，毫无遮拦，将甲板晒得滚烫，连赤脚踩上去都会被烫得跳起来。空气凝滞不动，闷热如蒸笼，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火焰。
“破浪号”的主桅上，那面龙旗无力地垂着，像一块破布。
七艘船，静静漂在这片死寂的海面上，一动不动。
这已经是第十八天了。
十八天前，他们离开了黑潮主流，试图抄近道向东北方向斜插。但黑潮的支流比预想的更复杂，一股不知名的洋流将他们带入了这片无风带。
从此，便再也出不去了。
桅杆上的了望手换了三班，每个人望出去，都是同样的景象：天连着海，海连着天，没有一丝云，没有一只鸟，没有任何变化。
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七艘船，和船上那四百四十个等死的人。
甲板上，已经没有人走动了。
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汗一流，就更渴。
所有人都躲在船舱里，或者趴在阴影处，一动不动，像一堆堆等待腐烂的肉。
但最可怕的，不是热，是渴。
淡水，只剩三天的量了。
从五天前开始，淡水配额就减到了每人每天三口。一口，润润嘴唇；两口，沾沾舌头；三口，勉强吞下喉咙里那口已经干涸的唾沫。
就这三口，也只够撑三天了。
三天后，若还没有风——
没人敢想。
底舱里，已经开始有人因为抢水打架。昨天夜里，五号舱区两个倭寇战俘为了一口水，用拳头活活打死了一个。陈泽下令将凶手绑在甲板上曝晒，晒了四个时辰，活活晒死。
但那又怎样？
死一个，少一个人喝水罢了。
陈泽站在艏楼阴影处，望着那片死寂的海面，一动不动。
他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不是因为不困，是不敢睡。他怕一睡着，醒来时，船已经翻了，或者人已经疯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没有回头。
“将军，淡水清点过了。”是宋珏的声音，沙哑得像两块石头在摩擦，“还剩……八千七百斤。”
八千七百斤。听起来很多。但分到四百四十人头上，每人不到二十斤。省着喝，最多撑十天。
十天，若无风——
陈泽没有说话。
宋珏沉默片刻，又道：
“医官李仁甫求见，说有要事。”
陈泽终于转过身：
“让他来。”
李仁甫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容清瘦，眼神沉静。他是李时珍的后人，世代行医，这次随船远征，负责全舰队的医疗。
但此刻，他的脸色比任何人都难看。
“将军，”李仁甫的声音沙哑而急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陈泽看着他，没有说话。
李仁甫指着底舱的方向：
“底舱那八百人，已经开始疯了。昨天夜里，有人喝自己的尿。今天早上，有人割破手腕，喝自己的血。还有人——”
他顿了顿，声音发颤：
“还有人盯着别人的脖子看，眼睛发绿。”
陈泽的目光，猛地一凝。
“你说什么？”
李仁甫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
“将军，再没有淡水，就要吃人了。”
陈泽沉默。
他当然知道李仁甫在说什么。
他在军旅二十年，听过无数关于海上漂流的传说。船困无风带，淡水耗尽，最后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