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艾生的疗效，在临床试验中的确令人振奋，为部分晚期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作为医生，我们希望好药能用得上。但三十六万八的价格说实话，我在门诊，看到太多患者和家属因为费用问题放弃治疗。再好的药，用不到患者身上，价值就是零。”
一位药物经济学专家推了推眼镜，语气冷静的分析道：“从纯粹的经济学模型看，如果考虑长期生存获益和生活质量改善，泽艾生可能具有一定的成本效益。但这个模型的参数对价格极其敏感。价格稍微下调一点，成本效益比就会显着改善。目前这个定价，远超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支付极限，也接近甚至超过了医保基金按当前覆盖比例所能承受的阈值。”
另一位医保专家说得更直接：“我们测算过，如果按企业报价纳入，即使谈判后价格有所下降，对医保基金支出的压力也非常大，可能会挤占其他更多常见病、多发病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空间。这涉及到基金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一位被邀请来的患者家属，一位中年男人，站起来时声音有些哽咽：“我母亲就是这个病我们卖了老家房子来北京治。听说这个新药有效，我们全家都盼着。可这价钱我们就是把骨头砸碎了，也凑不出来啊”他说不下去了，会场一片寂静。
孙副总裁的脸色有些难看，他再次站起来：“各位专家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但我们必须强调，创新是需要激励和回报的。如果创新药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哪家企业还愿意投入巨资、冒巨大风险去研发下一代新药？这损害的将是整个中国医药创新的未来！”
“合理的回报不等于天价利润！”那位老教授忍不住反驳，“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哪里？难道眼里只有财务报表吗？”
会议陷入了僵持。
支持创新与保障可及性，鼓励研发与控制费用，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
林杰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划着。
等争论稍歇，他才开口说：
“今天大家的讨论，很激烈，也很真实。这正好说明了泽艾生定价问题的复杂性和典型性。我想请问孙总几个问题。”
孙副总裁立刻坐直身体：“林主任您请问。”
“第一，泽艾生研发投入二十五亿，这二十五亿里，有多少是来自国家的科研经费资助、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企业自身的风险投入，实际占比多少？”
孙副总裁愣了一下，显然没准备这么细：“这个具体的分摊比例，需要回去详细核算。”
“第二，泽艾生上市后，除了中国市场，你们对海外市场的定价策略是怎样的？是否也准备定这么高？如果海外定价低于国内，理由是什么？”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杰身体前倾，目光如炬，“瑞康生物除了泽艾生，还有其他成熟产品线在盈利吧？这些产品的利润，是否应该、是否能够部分反哺到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分摊上？而不是把单一创新药的所有成本和预期利润，都压在这一代患者身上？”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直接指向企业定价逻辑的核心。
孙副总裁额头开始冒汗，支吾着难以给出清晰回答。
林杰转向与会专家和官员：“今天的论证会，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创新必须鼓励，但绝不能成为天价的护身符。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必须放在首位。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必须用在刀刃上，守住公平和可持续的底线。”
他站起身，做出决定：“专项工作组按计划推进。论证会的情况整理成纪要。下一步，准备启动与瑞康生物的医保谈判。”
散会后，林杰回到办公室，心情并未轻松。
格日勒图跟进来，低声道：“林书记，刚才论证会期间，我接到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