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8日，柏林，总统府
房间里还坐着三个人：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阿勃韦尔局长康拉德·帕齐希上校，以及总统办公室主任奥托·迈斯纳。窗外的菩提树下大街戒严，装甲车在总统府外巡逻，但兴登堡知道，真正的威胁不在街上，而在那份文件里。
“帕齐希，”兴登堡的声音低沉，带着老军人的沙哑，“直接说结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到底和那两个疯子组织有没有勾结？”
帕齐希上校站起身，这位情报头子穿着便装，但站姿笔挺如军人。他打开公文包，取出几张放大照片，摆在兴登堡面前。
“总统阁下，这是去年十一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附近一家咖啡馆拍到的，”帕齐希指着第一张照片，上面是两个模糊的人影坐在靠窗位置，“左边是纳粹党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右边这个人——”他用手指点了点，“经过我们技术部门增强处理，确认是‘自由之翼’在德国的联络人之一，化名‘夜莺’，真名汉斯·费舍尔，前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1923年因煽动颠覆被捕，1925年出狱后失踪。”
兴登堡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们在谈什么？”
“咖啡馆老板是我们的线人，”帕齐希翻到第二张照片，是手写的监听记录，“戈培尔说：‘我们需要资金，需要能在关键时刻制造混乱的力量。’费舍尔回答：‘资金可以谈，但我们要看到你们的诚意——在国会推动赦免1923年啤酒馆暴动的所有参与者。’戈培尔说：‘这需要时间。’费舍尔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世界的混乱正在加速。’”
“然后？”
“然后戈培尔在三天后的国会上，提交了特赦法案草案。虽然被否决，但这是纳粹党第一次公开为1923年暴动者翻案。”帕齐希顿了顿，“而一周后，纳粹党的竞选账户收到了一笔来自瑞士银行的匿名汇款，金额五十万马克。”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兴登堡沉重的呼吸声。老元帅拿起第二份文件，那是银行转账记录，收款方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汇款方是“日内瓦国际文化与交流基金会”——一个已知的“自由之翼”外围掩护组织。
“还有更直接的，”帕齐希的声音压得更低，“今年一月，在鲁尔区埃森的一家钢铁厂罢工中，冲锋队和共产党发生冲突，造成十七人死亡。我们在现场缴获的武器里，有十二支手枪的序列号，与1928年柏林警察局武器库失窃案完全吻合。而那起失窃案，我们一直怀疑是‘破碎王冠’所为。”
施莱谢尔将军脸色铁青：“你是说，纳粹党用的武器，可能是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买的？”
“或者交换的，”帕齐希指向第三张照片，那是冲锋队训练营的照片，队员们手中的步枪型号混杂，“看看这些武器：有德国毛瑟，有法国勒贝尔，有英国李-恩菲尔德，甚至还有联合帝国的‘北星-iii型’半自动步枪——这种武器从未正式出口德国。而‘破碎王冠’去年在安特卫普港抢劫了一支军火船，船上丢失的武器清单，和这些完全吻合。”
兴登堡闭上眼睛，手指用力按压太阳穴。许久，他才睁开眼，眼中是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被背叛的愤怒：“所以希特勒，那个下士，那个在战壕里给我送过信的传令兵，现在在和要摧毁德国的疯子合作？”
“不一定是合作，总统阁下，”迈斯纳小心翼翼地说，“也许是利用。希特勒需要资金和武器壮大自己，而无政府主义者需要一个在德国政坛的代理人，一个能制造混乱、削弱政府的棋子。这是互相利用，但纳粹党未必知道对方的全部计划。”
“不知道？”施莱谢尔冷笑，“戈培尔是柏林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