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这些领域，给予税收优惠。”
“第四，交通。没有路，一切都谈不上。伊斯梅特，你亲自抓交通部。修复连接主要城市的公路和铁路是当务之急。我们可以考虑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外国公司，比如联合帝国的永恒集团，来参与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和管理，虽然这会牺牲部分主权，但能解决我们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燃眉之急。”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凯末尔的目光变得无比深邃，“教育和人才。我们要在全国推行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同时，立即选派最优秀的青年，公费派遣他们去欧洲，去美国，甚至去联合帝国，学习工程、医学、农学、法律！我们要用一代人的时间，为土耳其培养出自己的专家和工程师！费用再紧张，这笔钱也必须花！”
他的命令一条接一条，清晰而果断，为这个新生国家的重建勾勒出了一幅艰难但明确的路线图。
然而，就在凯末尔和他的团队在安卡拉呕心沥血地规划蓝图时，在遥远的帝都，联合帝国首相府内，一场关于如何对待这个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讨论也在进行。外交大臣徐志明（北方党人）正向首相李光汇报情况。
“首相，洛桑条约签订了，凯末尔政权算是站稳了脚跟。这个政权民族主义色彩浓厚，世俗化倾向明显，对西方列强心存芥蒂。目前他们经济极度困难，急需外部援助。”徐志明分析道。
李光沉吟片刻：“土耳其地处欧亚交汇点，控制黑海出海口，战略位置重要。凯末尔是个人物，但现在的土耳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帮助它，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且可能得罪英法。不过，如果操作得当，或许能在欧洲边缘打入一个楔子。告诉驻伊斯坦布尔……哦不，现在要叫伊兹密尔了？不对，他们首都迁到安卡拉了。告诉我们的领事，可以保持接触，表达善意。但实质性的大规模贷款和援助，先不要急。让南方党的华鼎公司去看看纺织业的机会，让永恒集团去探探铁路和港口的项目，但要谨慎，条件要谈清楚。我们要先观察，看看凯末尔能否真正控制住局面，也要看看英国、法国，还有苏联的反应。这个世界，还乱得很呐。”
就这样，1923年的夏天，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在独立喜悦与极端贫困的双重交织下，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重建之路。前路漫漫，荆棘密布，考验着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的智慧、韧性与勇气。而外部世界，则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思，注视着这个从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崛起的、命运未卜的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