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李承乾继续道。
“便是运用这生业之本，所能创造出物资多寡、优劣之能力。”
“譬如，同样一亩田，善耕者能产粟三石，惰耕者或只得一石。”
“同样一份铁料，巧匠能打造锋锐兵刃五把，拙匠或只能制粗钝农具三件。”
“这产出之多寡、效率之高低，便是其生发之力。”
“生发之力————便是效率？”李世民重复了一遍，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父皇圣明，正是此意。”
李承乾肯定道，随即引入第三个概念。
“然而，仅有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尚且不够。”
“这田亩归谁所有？是均田制下之自耕农，还是世家之佃户？”
“工匠是自由之匠户，还是依附官府之官奴？”
“所产出的粮食、器物，如何分配？”
“是大部分归于劳动者自身，还是大部分被田主、朝廷以租、调、庸之名征走？”
“这围绕着生业之本的归属，以及产出物分配所形成的规矩、制度、人之身份地位，便是————便是相处之规。”
李世民将这三个词在口中细细品味，眉头渐渐锁紧。
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似乎并不出奇。
但被李承乾如此系统地提出并联系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解释力。
他隐约感觉到，太子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底层逻辑。
“儿臣浅见，”李承乾观察着父皇的神色，小心翼翼地继续阐述。
“此三者，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尤以这生发之力，最为关键。一般而言，这生发之力的高低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相处之规的具体样貌。”
他尝试用历史来佐证自己的“思考”。
“儿臣试以史实验之。譬如商周之时，为何行井田制，八家共耕公田？”
“盖因彼时农耕之术粗陋，多为木石之器，效率低下，非聚众合力，不足以抵御天灾、完成耕作。”
“此乃是低效的生发之力，决定了必须集体劳作的相处之规。”
李世民目光一凝，这个解释角度，与他以往所读史书强调的“先王仁政”有所不同，更侧重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至春秋战国，”李承乾越说越顺畅，思路也越发清淅。
“铁制农具与牛耕逐渐推广，一个五口之家，凭借自身之力，便可耕种更多土地，产出更多粮食，足以养活自身并略有盈馀。”
“这生发之力提升了，于是，那依赖集体协作的井田制，便逐渐瓦解，被以家户为主的耕作方式所取代。”
“列国变法，如秦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正是顺应了这生发之力变化之势，调整了相处之规，故能释放民力，富国强兵。”
李世民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
将秦国的崛起与这“生发之力”和“相处之规”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个视角极其新颖。
却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了解那段历史的新大门。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许多关于战国变法的记载，似乎在这一刻变得清淅起来。
李承干没有停顿。
“再观前隋，炀帝时，工匠技艺不可谓不精，府库积累不可谓不厚，此可视为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皆有相当基础。”
“然其相处之规却大有问题。征发无度，徭役过重，视民如草芥，极大地破坏、透支了那生发之力的根本——也就是民力！”
“最终导致生发之力枯竭，天下沸腾，相处之规彻底崩溃，便是亡国之祸。”
李世民震惊了。
用太子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在清淅不过。
李承乾最后将话题引回当下。
“反观我朝，父皇励精图治，行均田，定租庸调，此套相处之规”，在立国之初，有效地安抚了流民，分配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