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补齐，那是红党的部队打出来的，大队长不敢不发。
其他的小派系可没有这样的战斗力，就连当初强横一时的东北军，也只能任由大队长隨意拿捏。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果脯加快了整编全国军队的步伐，並在1932年开始实施“国难餉章”，即王凌所说的“国难薪”。
这一政策出来后，国难薪又成了大队长拿捏地方实力派的另一手段，整个果军的军餉体系也事实上的成为了“双轨制”——最精锐、最嫡系的中央军可以拿到全餉甚至是双餉，有的中央军部队也只能发国难薪，而地方军、杂牌军只能拿到国难薪，甚至乾脆就不发军餉，连军费都没有了。
就这，各个长官和派系头目还要多番剋扣，实际发下去的军餉就更少了。
果脯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的长官是不剋扣军餉的，以能拿到军餉的部队来说，做的好一点的像陈土木那样，只发国难薪的九成，但是不会拖欠，做的差的如川军的廖旅，几乎不发军餉，就连基层军官也就只能拿到两三块而已。
所以，王凌才会认为“士兵们之前的可怜、苦难不是他造成的”。
那么，国难薪和全餉的差別到底有多大呢
就拿一个上將来说，按照“平时薪餉”標准该拿800法幣，可到了“国难薪餉”就只剩240法幣了，更別提普通的士兵了，原本10块法幣的月餉，愣是被砍到了7块——就这，全国至少一半的部队是拿不到財政部的拨款的。
这样的双轨制一直延续到果脯顺利转进湾湾，有意思的是，每当有人问起为何不执行“平时薪餉”时，官员们总会搬出“国家困难”这块挡箭牌，但事实却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王凌提到国难薪，就是想说自己已经是按照果脯的最低標准在给大家发军餉了，关兴不应该阻挠他。
“国难薪的標准是法幣，但团座你定的这个標准可是大洋！”关兴並没有被王凌给忽悠到，直接反驳了回去：“团座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建议您照著中央军看齐，还是发法幣吧，哪怕比国难薪的標准高一点也无所谓。”
“法幣那特么就是一张废纸！”王凌道：“弟兄们出生入死的为我卖命打仗，你让我拿废纸给弟兄们发餉”
关兴的脸上缓和了不少，苦口婆心道：“团座，你这样的是不行的，有多少部队连法幣都没有呢，咱们用银元发军餉实在是太高调了，会成为眾矢之的的。”
“更何况您不止发军餉，还给大家加发了津贴，津贴也用银元发，这太扎眼了！”
“果军那么多部队就没有几个发银元的，就连那位校长，银元也是用来奖励高级军官的。”
“咱们把银元换成法幣，哪怕就是不按国难薪的標准发，按照原来的標准发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