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可能让士子全无意见，石山对放榜后可能出现的“南北之争”早有预料，拍板后，特意命礼部制定详细的应对预案。
而最终北方士子录取比例高于预期，也确实有石山“人为操纵”的因素在内。
—一大幅削减经义题权重，增加常识题，这本就是他有意引导，意在打破南方士子在传统经学上的拢断，选拔更多能适应新时代治理须求的实干型人才。
汉国志在推翻暴元，本就应该革故鼎新。而在不直接挑战圣人经典和传统注释权的前提下，稍稍改变出题规则和选拔标准，也是新政权该有的权力，任谁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此外，上榜士子出现“南北失恒”的局面，宣部亦是功不可没。
这几年，宣部通过各种新话本、新曲目等载体，不遗馀力地宣传汉国的强盛与新气象，吸引了大量避居江南或有意投效新朝的北方士子前来应试。
反观江南，不少士子家大业大，顾虑重重，或因汉国推行的一些新政触及其根本利益，仍在观望甚至暗中抵制，未能充分参与此次科举。
再者，石山此前在扩张过程中，大举征辟了浙北一带的不少精英直接入仕，这也使得部分原本有望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江南才子，提前进入了汉国官僚体系，未能参与此次竞争。
尽管如此，石山也没有掉以轻心。
他深知士林舆论的力量，早已密令锦衣营加强对参考士子，尤其是落榜者的监控。
——这些文人，合力做成一件事或许很难，但若想办砸或搞臭一件事，能量却不小。任何时候，都不能对潜在的反对声音放松警剔。
事实证明，只要统治者一手紧握“刀枪”（武力与监察），一手执掌“舆论”（宣传与引导），即便是被元廷宽松环境养得有些骄纵的士子，也会变得“识时务”，不敢轻易造次。
或者说，这些人暂时还没能积攒足够的力量，挑战石山的权威。
一直到殿试结束，虽有少许关于“是否应明确各行省科举录取指标”的私下议论，但再无一人敢如礼部放榜时那般，公然跳出来指责科举不公。
殿试仅考一道策论，题目紧扣“格物致知，因事而制”，再次强调了汉国重视实务、反对空谈的学术导向。这场由石山亲自主持、决定最终排名的考试，无人敢质疑。
但就在这批新科进士们沉浸在“天子门生”的荣耀中，期待着吏部的正式授官时，汉国朝廷又抛出了一项新花样：
所有进士，需前往吏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任职前培训！
吏部言明此举旨在“提高士子庶务能力，确保到任即能履职”，士子最终授官，将综合殿试名次与培训考核结果而定。
唐朝殿试后要经历关试、铨选等才能授官，宋、元废除了这一制度，汉国如此创新自然会有异议，只是已经进入体系内，却由不得进士们再有想法了。
但对于像高启这样的落榜者，以及天下所有关注汉国科举的士人而言，汉国选官用人的独特思路与务实风格，已通过首次科举，清淅地展现出来。
时代的浪潮，正以一种不同于过往任何朝代的方式，冲刷、塑造着未来的官僚群体。有人被推上浪尖，有人暂时沉潜，但洪流滚滚向前，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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