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
当然，这绝非说殿试不重要。
恰恰相反，能跻身殿试者已是万里挑一，于此定下名次高低，直接关系到初入官场的起点、授职品阶以及未来可能的“组织培养”路径。
殿试堪称决定仕途命运的“最后一锤子买卖”，任谁也不敢有丝毫懈迨。
殿试由石山亲自出题并最终评定优劣，属于最高权力范畴，暂时可以不必过多讨论。
当前需要着力变革的，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
其实，汉国疆域尚小，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但今日既然集中讨论，可以先定下方向。
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但考试的内核一科目设置与内容导向，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
其中，“经义”部分涉及意识形态掌控与思想统一，这其实并非封建王朝的“专利”。
任何有志于创建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
“古赋”与“诏诰章表”，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甚至削减，因其于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毕竟，自古至今，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而作为压轴大题的“策问”，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千馀年来其内核精神变化并不算大，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
石山脑中飞速运转，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参政，蒙元科举于经义”一道，可曾限定出题范围？”
赵琏心中暗赞，汉王果然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内核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指定教材”，接受何种思想熏陶。
“王上明鉴，确有严格限定，范围便在于四书五经”。
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注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确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四书”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标准答案。五经”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注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沉的《书集传》为主；
《周易》则并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注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并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别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和注疏。
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更成体系且易于推广的新经典新注疏，那无异于自毁长城，执意如此做的话，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
不过，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无所作为。
石山将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蒙元取士，每科录取不过百人，尚且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族均分，导致乡有遗贤，国家却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