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几位干部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有些兴趣，但更多的是谨慎。
“又或者，‘技术补偿贸易’？”廖奎抛出另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向内地合作方转让一些非核心的、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或工艺，帮助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或开发新产品。部分技术转让的费用，可以用合作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抵扣。”
王处长沉吟了一下，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廖同志提出的这些模式……很有启发性。特别是‘来料加工’，对于解决就业和赚取外汇，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瞒你说，中央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精神，鼓励探索灵活的外贸形式。”
他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郑重：“但是，这些毕竟都涉及到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具体怎么操作，外汇如何结算，工缴费（加工费）的标准怎么定，原料和成品的海关监管……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不是我们几个人在这里一拍脑袋就能定的。需要按政策办事，需要调查研究，需要层层上报审批。”
“对对，”旁边的市外经贸委的干部连连点头，“政策性强，环节多，急不得。廖同志的热情我们理解，但很多事情，还是要稳妥，要一步一步来。”
会议在一种友好但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氛围中结束。官员们再次表达了欢迎之意，承诺会“认真研究”廖奎的建议，并尽快“向上反映”，然后便礼貌地告辞离去。
送走官员，廖奎站在会议室窗前，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沉默了片刻。高飞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支烟，自己却没点。
“感觉怎么样？”高飞问道，声音平淡。
“热情，但隔着层东西。”廖奎接过烟，在手指间转动着，没有点燃，“像是隔着玻璃烤火，能感受到温度，却触碰不到实质。”
高飞扯了扯嘴角：“正常。他们手里的框框条条太多，迈错一步都是责任。能对你这么客气，已经算是开明了。”
下午，高飞陪着廖奎走出了东方宾馆，融入了广州的街头。
阳光正好，街道上人流如织。他们沿着骑楼下的走廊漫步，两侧的商铺大多还是国营或集体性质，玻璃柜台后面陈列着有限的商品。副食品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紧紧攥着各种票证——粮票、油票、肉票，耐心等待着购买定量的生活物资。布店里，色彩单调的棉布、的确良是主角，偶尔有一两块鲜艳的料子，便引得不少人驻足。
廖奎的目光扫过那些排队的人群，掠过柜台里品类匮乏的商品，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香港湾仔超市里琳琅满目、任人选购的景象，以及太平山顶别墅中充裕甚至奢华的生活。这种对比是如此鲜明而刺眼。他想起了当年在北大荒第七农场时，同样为了一点点生活必需品而精打细算、四处寻觅票证的日子，那种深入骨髓的“短缺”记忆，此刻被眼前的场景再次激活。
然而，在这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之下，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脉动。在一些不那么起眼的街角，有老太太摆着小竹篮，里面放着几个鸡蛋或一小捆蔬菜；有修鞋、补锅的手艺人自顾自地忙碌；偶尔还能看到有人揣着明显是“外来”的电子计算器或塑料玩具，低声与人交谈，旋即分开……这些细微的、野草般的商业活动，在政策的缝隙中顽强地生存着，透露出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本能与智慧。
“买东西还是要票啊。”廖奎仿佛自言自语般感慨了一句，“这么多年，好像变了很多，又好像有些东西没变。”
高飞在一旁默默听着，他知道廖奎在农场苦过，理解这种感慨。他顺着廖奎的目光看去，看着排队的人群和那些隐秘的交易，澹澹道：“票证是规矩，是保障，也是束缚。底下这些……是活路。上面在喊解放思想，下面在找活路，这中间，就是你现在感觉到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