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的上海牌轿车在略显颠簸的公路上行驶了数个钟头，窗外的景色从边境的田野丘陵，逐渐被更多连片的农田、村舍和规模不大的工厂所取代。接近广州城区时，道路上自行车汇成的洪流开始变得醒目，偶尔驶过的公交车和卡车喷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城市特有的、混合了煤烟、尘土和淡淡生活气息的味道。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车子停在了位于市中心、颇具规模的东方宾馆门前。与周边低矮的建筑相比，这栋大楼显得颇为气派，是当时接待外宾和重要港澳同胞的主要场所之一。高飞（木匠）熟练地办理了入住手续，用的是“廖月生”的证件，房间早已预定好。
“今天先休息，明天上午，省里和市里相关部门的同志会过来，先做个初步接触。”高飞将房间钥匙递给廖奎，语气恢复了公事公办的简洁，“地点就在宾馆的小会议室。”
廖奎点头表示明白。他站在房间窗口，俯瞰着下方的街景。广州，这座南中国的大门，此时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一些老建筑的轮廓和街巷的格局，陌生的则是那无处不在的、属于这个特定时代的色彩与节奏。街上行人大多穿着蓝、灰、绿为主的服装，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偶尔有红旗轿车驶过，引人侧目。巨大的宣传画和标语在墙上依然醒目，但街边一些悄然出现的小摊贩，以及人们脸上相比北方似乎稍显松弛的神情，又隐隐透出这座城市固有的、不易被完全束缚的商业活力。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上午，东方宾馆一间布置简朴但整洁的小会议室里。
廖奎，以爱国港商“廖月生”的身份，与来自广东省外经贸委、广州市外经贸委以及轻工局的几位官员见了面。对方来了五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姓王的处长，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表情热情中带着官场特有的审慎。其他几位干部也都衣着整齐，态度客气而保持距离。
双方寒暄落座，服务员送上茶水。
“廖月生同志，欢迎你啊！从香港回来支持国家建设，精神可嘉！”王处长开场便是热情洋溢的官方辞令，双手捧着茶杯，笑容标准。
“王处长，各位领导太客气了。身为炎黄子孙，希望能为祖国的现代化尽一份绵薄之力。”廖奎微笑着回应，语气诚恳，姿态放得很低。
“好好好！现在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需要你们这些见识广、有技术的同胞贡献力量的时候。”王处长接过话头，随即话锋便引入了熟悉的轨道，“不知道廖同志这次回来，具体有些什么想法？比如，打算投资哪个行业？大概的规模？外汇准备投入多少？我们这边也好根据国家的计划和指标，看看如何配合与支持。”
他身边的另一位轻工局的干部补充道：“是啊，尤其是涉及到设备进口、原材料采购，都需要外汇额度。还有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要纳入国家的计划统筹。”
“计划”、“指标”、“外汇”、“统筹”……这些词汇频繁地从几位官员口中跳出，构成了他们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他们关心廖奎能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硬通货”——外汇，以及他的项目能否契合、或者至少不冲击现有的年度计划和生产指标。
廖奎耐心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理解。等几位干部初步表达完意向，他才斟酌着开口：“各位领导，关于具体的投资项目和外汇额度，我们后续可以详细论证。我初步考虑，或许可以先从一些更容易入手、能快速见效的合作模式开始探索。”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对方的反应，继续道：“比如，‘来料加工’？由我们振华提供部分关键的元器件、设计图纸和必要的设备，利用内地现有的厂房和劳动力进行组装生产，成品由我们负责外销。这样，既能快速形成生产能力，为国家创造就业和出口创汇，又不需要初期投入大量外汇。”
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