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良臣告诉他,老家有点事,自己是请假回来处理家务的。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小方说:“你叫我老石就行了,我只是总部机关的一个普通干部,与你一样做政治工作,不要叫我老师。”
小方认真地说:“哎,那不行,您看看现在的有些人,把比自己年纪大、出道早的人都叫做老师,何况您还确确实实地给我们讲过几次课呢!”
石良臣笑了笑说:“现在把‘老师’这个称呼叫俗了,挺庄重的一个词,成为与‘先生’‘小姐’一样普通的称呼了。我上学时候,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老师’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神圣。记得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徐,他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真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石良臣正和小方坐着说话,突然发现了什么,“忽”的一下子站起身来,急切地问对面的老大妈:“大妈,你们是------去-----”
大妈摘下老花镜,看着石良臣失态的样子,不解地说:“我们是去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在那里给老头子查病治病,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是说------”石良臣指指躺在卧铺上的大伯,语无伦次地说“他是------”
“他是我的老伴,一个退休教师。”
石良臣把大妈身边的病历袋拿过来,又看了看上面的姓名“徐文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大伯的面孔,一下子握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徐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石良臣呀!”
躺在铺位上的徐老师睁大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二十多年了,石良臣刚当兵时给他寄过两次信,后来再没有联系,更没有见过面,他已经不记得这个学生了。
石良臣看到徐老师清瘦的脸上皱纹密布,生命之树的年轮已经错乱,头上稀疏的灰白毛发在颤动的列车上如同秋风中摆动的枯草,只有那一双眼睛、那两道曾经坚定了多少学生学习和生活信心的目光,自己还是那样的熟悉。他感到心里有几分酸楚,又有几分悔疚,满含热泪地紧握着徐老师的手,喃喃地说:“徐老师,我对不起您!”
小方站在石良臣身后,满腔热情地对大妈说:“徐老师是石老师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北京几个大一些的部队医院里都有我比较熟悉的战友和同学,如果需要检查、治疗或者住院,尽管找我,我待一会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您。”
大妈正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路上照顾不了老伴,突然碰到两个热心人一路同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老伴早年的学生,心里非常高兴。
石良臣在老家的这几天,生活没有一点规律,都是深夜一两点钟才能睡觉,原来想在火车上好好地休息一晚上。但是现在不管大妈怎么劝他,他都不愿意躺下睡觉,非要坚持披着大衣坐在徐老师身旁,要好好地照顾老师一个晚上。
大妈可能是长期劳累,也可能是对石良臣比较放心,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一会儿竟躺在石良臣的下铺上扯起了轻微的鼾声。
疾驰的火车拉着石良臣的身体往前走,也拉着他的思绪往后退,二十年前的学生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幕一幕地的在他脑海中呈现出来。他突然觉得,时光的流水不但冲刷不掉铭刻在心底的记忆,有时候反而只会使它更加清晰。
徐老师一个晚上还都比较安静,喝了两次水,解了一次小便。如果有人搀扶,他可以慢慢地走,但是石良臣还是硬要背着他去卫生间。
黎明的曙光从没有关严的窗帘缝隙中泻进车厢里,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车站。
大妈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老远就看到了等候在站台上的女儿和女婿,她敲敲车窗,女儿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