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良臣告诉他，老家有点事，自己是请假回来处理家务的。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小方说：“你叫我老石就行了，我只是总部机关的一个普通干部，与你一样做政治工作，不要叫我老师。”
小方认真地说：“哎，那不行，您看看现在的有些人，把比自己年纪大、出道早的人都叫做老师，何况您还确确实实地给我们讲过几次课呢！”
石良臣笑了笑说：“现在把‘老师’这个称呼叫俗了，挺庄重的一个词，成为与‘先生’‘小姐’一样普通的称呼了。我上学时候，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老师’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神圣。记得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徐，他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真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石良臣正和小方坐着说话，突然发现了什么，“忽”的一下子站起身来，急切地问对面的老大妈：“大妈，你们是------去-----”
大妈摘下老花镜，看着石良臣失态的样子，不解地说：“我们是去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在那里给老头子查病治病，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是说------”石良臣指指躺在卧铺上的大伯，语无伦次地说“他是------”
“他是我的老伴，一个退休教师。”
石良臣把大妈身边的病历袋拿过来，又看了看上面的姓名“徐文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大伯的面孔，一下子握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徐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石良臣呀！”
躺在铺位上的徐老师睁大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二十多年了，石良臣刚当兵时给他寄过两次信，后来再没有联系，更没有见过面，他已经不记得这个学生了。
石良臣看到徐老师清瘦的脸上皱纹密布，生命之树的年轮已经错乱，头上稀疏的灰白毛发在颤动的列车上如同秋风中摆动的枯草，只有那一双眼睛、那两道曾经坚定了多少学生学习和生活信心的目光，自己还是那样的熟悉。他感到心里有几分酸楚，又有几分悔疚，满含热泪地紧握着徐老师的手，喃喃地说：“徐老师，我对不起您！”
小方站在石良臣身后，满腔热情地对大妈说：“徐老师是石老师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北京几个大一些的部队医院里都有我比较熟悉的战友和同学，如果需要检查、治疗或者住院，尽管找我，我待一会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您。”
大妈正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路上照顾不了老伴，突然碰到两个热心人一路同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老伴早年的学生，心里非常高兴。
石良臣在老家的这几天，生活没有一点规律，都是深夜一两点钟才能睡觉，原来想在火车上好好地休息一晚上。但是现在不管大妈怎么劝他，他都不愿意躺下睡觉，非要坚持披着大衣坐在徐老师身旁，要好好地照顾老师一个晚上。
大妈可能是长期劳累，也可能是对石良臣比较放心，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一会儿竟躺在石良臣的下铺上扯起了轻微的鼾声。
疾驰的火车拉着石良臣的身体往前走，也拉着他的思绪往后退，二十年前的学生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幕一幕地的在他脑海中呈现出来。他突然觉得，时光的流水不但冲刷不掉铭刻在心底的记忆，有时候反而只会使它更加清晰。
徐老师一个晚上还都比较安静，喝了两次水，解了一次小便。如果有人搀扶，他可以慢慢地走，但是石良臣还是硬要背着他去卫生间。
黎明的曙光从没有关严的窗帘缝隙中泻进车厢里，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车站。
大妈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老远就看到了等候在站台上的女儿和女婿，她敲敲车窗，女儿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