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矮化。则是很大的问题），也并没有特别申明总理船政机构除了自己的设厂造船之外，还有何等的权限。船政的未来发展能达到何种程度，能否确保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船政大臣是否能够在政场上自己去努力争取和维护。
船政的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似乎是决策随意、政治斗争和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所致。但林逸青明白。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人的阻挠和漠视那么简单，所谓没有脱离时代大背景的个人行为的存在，因而这一切都要放到大乾帝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量。
大乾帝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自古以来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大陆国家，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农耕文明的民族很难自发的去探索海洋，农民关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渔民虽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绝不会冒险离开海岸线去远海捕鱼，因为在“没良心网”不那么流行的时候，近海的渔业资源还是足够其捕捞的；商人畏惧于海洋的波涛汹涌以及巨大的运输成本（在没有GPS定位导航和全程海军护航体制的时代，商船和水手的损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宁愿出钱雇佣外国商船为其冒险运货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总之，地大物博的大乾帝国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对大海更多的是一种敬畏而不是依赖。农耕经济的完善令统治者内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尽力减小荒年对收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对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的漕运的畅通无阻，海外贸易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大乾帝国向来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国家那样性命攸关。因此，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内心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近代海军的土壤。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大乾帝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不过，海军舰队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主事者“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大乾帝国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7000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大乾朝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部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动他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在这些传统部门面前，像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这样的洋务部门就形同“想要分财产的后娘养的”，自发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敌视心态，所以一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
自从洋务运动展开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对洋务派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攻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洋务派妥协卖国”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旧”。而是包括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士大夫阶级在内的全体大乾帝国人不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
既然不明白创办船厂、建立海军是干什么的。同时这些又牵涉到诸多油水颇多的“配套设施”，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