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王京云提到的两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结合教育改革里关于高考改革的部分去思考。以前，我说过，在亚洲画一个铁路倒三角，形成一个经济圈。这种规模的构想，不能是不负责任地拍脑子胡来。所以，我看过不少那个倒三角沿途，特别是我国部分的不同地区的相关资料。其中，在西北地区，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国家领导人把当初那些坚定站在封建甚至是奴隶制贵族的立场的人给平反了，并且恢复了教职；而同时，政府又得出并宣布了，在1952年批判并撤销了王振将军的分局书记、军区政委、财委主任等职务，是既不符合实际，更不公正的结论。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关于西北地区，既有胡国光的一个纪要，又有邓声洁的一个电报，两个文件的内容，在侧重上几乎自相矛盾。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国家的态度和政策会这么持续着？这不仅不能平息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角度来说，王京云提到的苏联的苏姆盖特惨案，就已经为我们踩了一回深水区了，而那个叛逃的阮名，起草过什么文件，很轻易就能查清楚。一个政策，由一个叛徒起草，这在客观上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亡羊补牢，犹未迟也。现在，正好就是一个做出决断的时机。”
“不过，西北的一些问题，仅仅靠坚定一个态度，一个立场，只能治一时。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具体地说，是教育水平远远不够。在那片国土上，真正亟待我们做的，是两点，语言和风俗。首先，是大力推广普通话，让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熟练掌握普通话，这才能够保证国家的政策不会在传达中被人歪曲，甚至于传达不下去。其次，是深入基层，持续宣传，移风易俗，让当地人改掉落后于当今时代生产力的习俗——无论什么民族，这也和什么民族没关系。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这三个代·表的本质起冲突的陋习，就应该由干部带头，一一去除。对于干部，要求要严格一些；对于群众，要求可以放宽一些。但无论怎么放宽，都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毫无疑问，想要做到，不，仅仅是想做这些事情，都需要人去执行。干部也是人，人不是凭空变来的。从哪里来？一方面，早在两年前，我就提出过，既然大学毕业生都默认是干部编制，那就应该让大学生到基层去接地气。虽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主观想当干部，但愿意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总是多的。国家也应该给予他们培养锻炼的机会，我只去过边区，也许还有更艰苦的地方没去过，但大西北，就是可以锻炼干部的好去处之一。把一个人一辈子摁在艰苦的地区，既不公平，也不科学，但如果只是三到五年，那么能够习惯艰苦的生活，并且做出成绩的人，不就是国家最需要也最应该进一步培养的人才吗？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几十万，随着国家不断发展，这个数字，会快速地增长，如果这个构想能够实施并持续下去，大西北的语言和风俗的问题，是一定能逐渐解决的。而另一方面，我在思考教育改革的问题时，看过国家之前的一些相关文件。我们不是有不少高考加分的政策吗？我觉得，对于一些民族的考生，加的分数，可以更多一些，翻一倍都可以研究研究，但加分的依据，决不能只看户口本儿，那样一来，恐怕会让很多群众主动去想办法改户口本儿了——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民族考生的加分资格，和普通话水平联系起来，水平越高，加分越多，这是一个门槛。而且，加分不能是无缘无故的利益——那样只会让利益受损的群体怨恨，而获益的群体也不会真正感恩，只会得到一个斗米仇的恶果。所以，我们可以规定，所有选择享受加分的考生，毕业之后，必须回到当地，从事普通话普及和移风易俗的相关工作，至少10年。”